从涂尔干法社会学角度谈澳门回归以来刑法典的

法学论文 2020-05-18 14:52104未知xhm
  摘要:澳门刑法典是澳门刑事法律制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自其生效以来历经多次修改。从涂尔干所建立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出发研究澳门刑法典二十年的变迁,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的不断扩张和丰富、条文的不断精细化以及对于人权的保护力度的增强等。澳门刑法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澳门自回归以来集体意识和机械团结的变化。
  关键词:澳门刑法典; 涂尔干法社会学; 社会团结; 集体意识;

  一、引言

  1996年生效的澳门刑法典是一部由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典。自其生效至今已逾二十年,期间,特别是澳门基本法实施以来,为适应澳门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七次修订1。它是澳门刑事法律制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体现澳门某一社会价值观的参考依据(2)。它不仅是澳门法律当地语系化运动中 “去殖民化” 的文化结晶(3),其变迁也体现了澳门社会的变迁。
  澳门回归以来,澳门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本文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建立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出发,应用相关法社会学理论,通过研究二十年来澳门刑法典的发展来探究澳门社会在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和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等方面的变迁。涂尔干的法社会学理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与今时今日显著不同,其理论并不适合完全照搬和运用,笔者在其原有理论基础上,结合其他理论(比如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改进了原有方法论,建立了更为可行的方法来研究澳门法律和社会的变迁。一方面,通过将涂尔干的法社会学理论应用于澳门社会,可探究澳门社会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得到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思涂尔干原有的理论,并改进和丰富该理论,在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层面做出贡献。

  二、涂尔干的理论:批判和发展

  (一) 法律:社会团结的表征
  谈及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就不得不提 “社会团结”。社会团结是连接社会的纽带,社会凝聚力由此而生,社会成员之间彼此连接,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涂尔干坚信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分工可产生社会团结。为了探究社会分工在何种程度上能促成社会团结的形成(4),他把社会团结分为两种: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5)。它们同时存在,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各自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不同,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社会团结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现象,无法直接观察和考量(6)。所以想要研究社会团结就必须找到一个具体的、可信赖的、其变化可以反映社会团结变化的事物来研究。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确实有可被感知的外部表征 (symbol),通过观察外部表征,可间接分析和理解社会团结。这个外部表征,就是法律(7)。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其每一次修订和变更都是社会规则变化的体现。社会规则的变化又根植于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通过研究法律的变化,社会相应的变化即可显现。于是,法律的存在,在涂尔干看来,使我们可以观察和理解某特定阶段社会团结的变化。那么,为何法律可以作为社会团结的表征呢?
  第一,社会团结与社会关系。
  社会团结是社会内在的道德现象,它是连接人与人关系的纽带,其变化取决于人们彼此之间的紧密程度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程度。若人与人之间都不彼此联络,或有极少的机会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系,那么人们就不会对他人产生依赖感,社会团结也就不强。相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越强,相互之间联络越多,社会团结越强,反之亦然。所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强弱与整个社会的社会团结成正比。涂尔干继而将社会关系与法律规则联系起来,这样便可间接证明法律规则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
  第二,社会关系与法律规则。
  社会关系的内容、强度等方面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内容、强度等。当社会关系复杂和多样时,相应的法律规则也复杂和多样。这是因为社会关系是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则的渊源。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而法律规则又根植和来源于社会规则。法律规则的出现是为了固定和以一种更加规范的方式来定义和约束社会关系。这也意味着,若没有社会关系的存在,相应的法律规则也没有必要建立,因为法律存在的目的之一便是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建立社会秩序。
  哈贝马斯著名的沟通行动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也可以被用来解释这一关系。“话语,以及反思形式的交际行为,对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应用)起着建设性的作用。”(8)当人们之间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增多时,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便增强了,继而导致更多法律关系和规则的产生及应用。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多样化的法律规则源于个人之间对话和交流的机会的增加。
  当然,涂尔干并没有讨论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至少社会团结的强度正面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强度,至少没有减损后者。因此可总结为,社会团结性的内容、强度等方面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强度,继而决定了相应法律规则的内容和强度。
  如同Lukes 和Scull总结的那样,涂尔干对于法律有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视角,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一种衍生形式和对于社会道德的表达(9)。因此,法律和道德被涂尔干联系在一起,因为法律源自于社会,并且表现着社会(10)。例如,父母有道德义务保护子女,而成年子女也有道德义务赡养父母。这些本身存在于社会中的道德准则被法律固定下来并规范化,使之成为一种法律规则,规定父母和成年子女需要遵守和履行的法律义务。
  第三,社会团结和法律的分类。
  由于涂尔干认为,法律可以固定和规范社会团结最主要的形式,这就可以按照法律的类型来划分社会团结的类型。按照制裁(sanction)的类型,法律可分为两种:惩罚性法律 (repressive laws) 和救济性法律 (restitutive laws)。惩罚性法律规定了惩罚性制裁,例如刑法。而救济性法律规定了救济性制裁,该类法律不以惩罚为目的,侧重于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例如合同法。惩罚性法律对应和体现的社会团结被称为机械团结 (mechanical solidarity),救济性法律对应和体现的则为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由于本文旨在探究澳门刑法典的发展,故会侧重于讨论惩罚性法律以及机械团结。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会经历一个从“初级社会 (primitive society)” 到 “高级社会 (advanced society)” 的演变过程。在初级社会阶段,机械团结占据主导地位。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观念和意识等方面具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而他们共有的信仰和情感被称为 “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同一社会的普通公民所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体,这些信仰和情感构成了一个有自己生命的决定性系统”(11),这个系统就是集体意识。或许社会成员对于某些具体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总有一些内容是绝大部分普通公民所共有的。比如,对于谋杀行为的痛恨,就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在初级社会,社会成员的意识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集体意识相对比较强烈,这就成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的来源。而这种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而产生的社会团结,就是机械团结。在这一阶段,社会中的惩罚性法律往往比较丰富,因为涂尔干认为,犯罪的产生是因为违背了社会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集体意识,而惩罚性法律(最主要是刑法)则为了保护集体意识而规定了某些侵犯集体意识的行为就是犯罪。比如,对于谋杀行为的痛恨是一种集体意识,而某个个人实施了谋杀行为,便是违背了这种集体意识。刑法则会为了保护集体意识而对于谋杀行为做出规定,把这种违背集体意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由此,集体意识成了惩罚性法律的渊源,因而可以通过观察惩罚性法律规则的变化来理解社会中集体意识的变化,从而探究机械团结的变化。
  综上,机械团结源自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而这种因为个人情感和观念等相似性而产生的社会集体情感和价值观的总体就是集体意识。惩罚性法律规定了犯罪行为和惩罚性制裁,体现了机械团结,因为惩罚性法律的存在保护和实现了集体意识,而这种集体意识实际上就是社会机械团结的根本性基础。需注意,本文所用的 “初级社会” 这个概念,并不是指不文明的或者野蛮社会,而是指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这一阶段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机械团结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比较统一或相似的价值观和情感,并且成为紧密的社会纽带。在这个社会发展时期,集体意识和惩罚性法律相对比较发达。
  涂尔干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团结也发生了变化。机械团结会慢慢衰退,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同而产生的团结则会慢慢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这种团结就是 “有机团结”。当社会分工越来越多时,人们之间的差异性也会越来越大,商品交换取代了自给自足,当社会成员必须依赖其他社会成员而生存时,人与人之间便会因为彼此的差异性和相互依赖性而联系起来。在这一阶段,个人主义会逐步发展,人们越来越崇尚 “个性” 而非 “共性”。人们的差异性越大(或者个性化程度越大),彼此之间需要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因此而产生的有机团结也越强。比如,当种水稻的甲需要衣服时,就必须依赖织布和做衣服的乙的工作而生活。反之亦然。甲乙之间由此产生了相互依赖和联系。甲用水稻换乙的衣服,这就是商品交换行为。倘若发生纠纷,规制违约行为及提供救济措施的合同法便出现了。因此,在 “高级社会” 阶段,救济性法律越来越多。同时应注意,本文用 “高级社会” 这个概念,并不表示对 “初级社会” 的贬低。高级社会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时期,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社会成员之间较为独立自主,相互之间有很高程度的依赖性,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逐渐发展成熟,集体意识相对减弱。“初级社会” 和 “高级社会” 在涂尔干的理论中是相互对应和联系的,并无孰优孰劣之分。
  (二) 对涂尔干理论的批判和发展
  涂尔干理论有很多追随者,也有很多批判者。在批判涂尔干理论的观点中,与本研究有关的主要集中于对其方法论的批评。在法社会学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应用这一通过研究法律的变化来探究社会团结的变化的方法。这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有诸多困难。
  涂尔干本人曾试图探究不同类型法律的数量的变化来讨论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团结的变化。他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也给出了一些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惩罚性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类型的变化的例子作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12)。然而,很多社会学者都声称,这种方法很不科学。最大的问题在于计算惩罚性法律和救济性法律的数量。Hunt指出,按照涂尔干的设想,倘若要考量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比重,就需要计算惩罚性法律和救济性法律的数量和比例,这是困难的,涂尔干自己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他也没有提供给学者们其他的建议来做这样的研究(13)。笔者也认为倘若要计算法律规则数量,势必在具体操作中会有诸多困难。那么,如何设计一种更可行的方案呢?
  笔者拟通过本文来补充涂尔干原有的方法论,设计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试图计算法律规则的数量,而是通过分析和理解相关法律在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变化来理解其所体现的社会团结的变化。由于本文的研究题目是讨论澳门刑法的发展,笔者会从不同方面来讨论澳门刑法典二十年的主要变化,继而分析这些变化所体现出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团结的变化。有学者可能会问,澳门刑法典是否可以完全代表澳门的惩罚性法律?诚然,刑法典里的惩罚性规则并不能完全涵盖这二十年间澳门社会中存在的所有的惩罚性法律规则。但是,澳门刑法典作为澳门最主要的刑事法律,规定了最重要的惩罚性制裁的内容,而澳门的单行刑法也一直以作为刑法典补充的形式存在,是刑法典内容的一部分,故单行刑法的变化也会被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同时也涉及相关刑事诉讼法的变迁。所以从刑法典的内容的不断变化,可以窥见澳门社会中集体意识和社会团结中最重要的变化。

  三、澳门刑法典二十年的变化

  (一) 内容的扩张和精细化
  刑法典涵盖内容的不断扩张及丰富是二十年来澳门刑法典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扩张(expansion)这一概念来源于哈贝马斯的法制化(Juridification)理论。哈贝马斯为了讨论法律在社会中的角色,创立了扩张和精细化(densification) 两个概念。扩张指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方面被法律涉及和涵盖,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被法律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法律关系。精细化指的是法律规则本身越来越细化和具体化(14)。澳门刑法典的扩张和精细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单行刑法的不断出台是刑法典扩张的最主要手段。
  澳门刑法自1982年开始就有利用单行刑法对刑法典进行补充的惯例(15)。自回归以来,刑法典的大部分修订也是通过颁布单行刑法的方式来实施。这几次的修订,无不体现了刑法典内容的扩张。例如,2/2006号和3/2006号法律的出台弥补了之前刑法典中有关恐怖主义犯罪和洗钱罪的空白。6/2008号法律增加了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相关规定,2/2016号法律对预防及打击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定,确立了在出现家庭暴力时公共实体介入的规范性框架、家庭暴力犯罪类型和处罚制度,以及保护及援助受害人的措施。11/2009号法律与时俱进,规定了计算机犯罪,设立了在电子载体中搜集证据的制度。上述几部单行刑法本身的颁布就是刑法典扩张的最好体现,因为它们制定了新的法律规则,补充了原有刑法典的内容。
  第二,刑法条文的不断修订从而扩大刑法典的范围。
  刑法法律条文本身的不断修订也是刑法典内容扩张的主要方式之一。例如,8/2017号法律针对修订2/2006号法律《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犯罪》及第3/2006号法律《预防及遏止恐怖主义犯罪》的内容出台。自2006年以来,澳门的高速发展带来本地生产总值及外来投资大幅度上升。而随之相伴而生的是相应犯罪风险的上升。因此,为了保障澳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8/2017号法律应运而生。该法扩大了会衍生黑钱的上游犯罪的范围,伸延了资助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至经济资源或任何类型的财产,以及可转化为资金的产品或权利。这就使得更多的犯罪行为被纳入法律规制的客体,以严厉打击和遏制洗黑钱及恐怖主义犯罪。又例如,6/2008号法律不仅于第153-A条增设了新的有关贩卖人口犯罪的条文,也修改了原有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中相关犯罪的条文,有助于打击贩卖人口犯罪。又例如,8/2017号法律在打击性犯罪和保护受害人等方面大大扩大了涵盖范围。该法增设三项新的罪名:“性骚扰罪”“与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罪” 及 “与未成年人有关的色情物品罪”,针对原有的犯罪罪状也进行了修订,比如针对强奸罪(第一百五十七条)扩大了犯罪客体和犯罪行为的范围,将强迫口交及插入式性欲行为纳入强奸行为,也规定受害人不仅限于女性,不论男女均可成为所有强奸行为的行为人或被害人。针对“性胁迫罪”(第一百五十八条),将强迫被害人对其自身进行重要性欲行为的情况纳入该罪。
  第三,内容的精细化。
  精细化在澳门刑法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过程中也有明显体现。6/2001号法律增加刑法典第68-A条,行文如下:“不妨碍法律明确规定刑罚加重之其他情节或规定,倘行为人透过不可归责者作出事实,适用刑罚之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这就细化了刑罚,增加了犯罪情节,加重了因利用不可归责者犯罪情节的刑罚。又例如,2/2016号法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和预防家庭暴力,规定了很多具体措施。该法的出台使得从家庭暴力行为的预防到处理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有法可依,也特别详细规定了防治家庭暴力行为的主管机构“社会工作局”(下称“社工局”)的职责和职权的内容及范围,成为该法的一大亮点。
  (二) 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增强
  第一,对隐私权的保护。
  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法先进性的体现。不断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在澳门刑法二十年的发展中尤为显着。9/1999号及3/2006号法律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七条规定:“如属审理贩卖人口罪或涉及被害人为未满16岁的性犯罪之刑事诉讼程序,则诉讼行为一般不公开进行。” 第七十八条也被修改为:“……在听证前后,以任何方法公开贩卖人口罪之受害人身份;以及在听证前,以任何方法公开性犯罪、侵犯名誉罪或侵犯受保护之私人生活罪之受害人身份,如被害人未满16岁,则即使在听证后,仍不许可公开其身份。” 2/2016号法律规定:“……记录须确保尊重个案所涉人士的隐私,且仅载有用于上款所指目的之重要数据。” 第九条规定:“一、任何公共或私人实体的工作人员须就其于执行职务或从事业务时所获悉的家庭暴力个案的资料,遵守职业保密义务,即使在有关职务或业务终止后亦然,但不影响第六条规定的告知义务或《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检举义务。二、违反职业保密义务须按照一般性规定承担纪律、民事及刑事责任。” 这些新的规则加强了对于受害人、施暴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体现了澳门刑法制度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不断完善。
  第二,其他方面。
  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澳门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要求澳门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也应做到对澳门居民平等对待。这在刑法修订过程中有显著体现。比如2/2016号法律规定:“本法律尤其旨在:(一)促进对基本权利及人格权的尊重,特别是对个人尊严及平等与不歧视原则的尊重……” 第三条特别提到了对于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为达致上条所指的目的,应采取下列性质的跨范畴措施以预防及打击家庭暴力:(一)预防性,尤其是教育方面,特别是促进尊重与性别平等、情感及性有关的价值观,以及儿童、长者、残疾人士和其他脆弱群体的权利”; 以及对于犯罪行为人人权的保护,鼓励其重新纳入社会:“(三)处罚性,尤其是在尊重补充性及适度性原则下,透过适用相关刑事法律的规定,以达致遏止和减少有关犯罪、维护受保障法益、保护受害人及使犯罪行为人重新纳入社会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社工局社会重返服务检讨摘要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 年结案的共 330 人次,当中有 283 人次成功结案,占总数的 85.8%,而结案的青少年共 26 人,有 24 人成功结案,占总数的 92.4%,这说明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行为人社会重返规定的执行力度较强,犯罪行为人重新被纳入社会的成功率较高。
  再例如,8/2017号法律加强了对于性犯罪受害人的保护力度。如前文所述,不仅新增三条罪名,更修订了部分性犯罪的罪状,使得对于受害人的保护力度加强。比如把强奸行为中性交的被害人扩大至包括男性等。与此同时,该法律也修改了性犯罪的一般加重制度,使得法律条文的制定更加科学。比如,把“患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症”(即“艾滋病”)改为 “患可借性关系传染的危害生命的疾病”,扩大了可透过性关系传染的疾病范围;将无能力的人或因疾病、身体或精神缺陷而能力低弱的人为被害人的情况纳入加重范围;引入新的加重情节,以加重处罚由两个或以上行为人共同直接参与实施强奸或其他重要性欲行为的情况等。这些内容的修订加强了对公民在性犯罪方面的保护力度,体现了对于人权的更有力的保护。

  四、澳门回归以来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一)集体意识的内容不断丰富
  第一,刑法内容不断扩张,涵盖面不断扩大,体现了集体意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澳门刑法内容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新犯罪罪名的出现,这说明澳门社会集体意识对于一些犯罪行为产生了更多的憎恶,比如洗钱罪和恐怖主义犯罪、贩卖人口罪等。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高科技犯罪也开始出现,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样的犯罪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危害,因此计算机犯罪罪名的规定也体现了集体意识对于该类型犯罪行为的憎恶。同时,家庭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修订体现了集体意识对于这两种犯罪行为的憎恨。集体意识内容的不断扩张事实上体现了集体意识本身并没有减弱或者减少,反而更加丰富了。
  第二,刑法条文不断精细化,规定更加明确、具体和细致,这体现了人们对于集体意识的表达方式的变化。人们会根据犯罪情节的不同细化惩罚措施,这样更加公平和科学,说明集体意识对于犯罪行为的反应更加成熟,其表达方式再不是粗狂的和野蛮的,而是经过了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思考。这一点在下文中会有更多阐释。
  (二)集体意识的表达更加理性
  刑法内容对于人权的不断保护,也体现了对于集体意识的外在表达方式的改变。应注意,涂尔干并未详细区分集体意识本身和集体意识的表达。他认为,集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减弱,变得越来越抽象,留给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更多的空间来发展。但笔者认为,集体意识本身也许并未如涂尔干所说一直减弱,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意识的表达方式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犯罪行为,人们不再会用复仇方式解决,而是会冷静下来,接受以一种更加平和、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将犯罪行为人交由司法机构,根据法律和司法程序进行公证审判。因此,人们内心对于犯罪行为人的厌恶程度并未减少,而是采取了一种更成熟的方式来表达集体情感。这样,集体意识本身可能并未减弱,却 “看上去” 减弱了,这就解释和改进了涂尔干原有的理论。
  回到澳门刑法的变迁中,不难看到,除了对受害者人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外,也强调平等的人权的保护,对于犯罪行为人的人权,特别是隐私权,也同样加大了保护力度,并且重返社会制度的设置也使得犯罪行为人重返社会后的各方面权利得以良好保障。这无不体现了澳门法律和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集体意识外部表达方式的改变——更加理性、平和以及尊重个人。笔者认同涂尔干所说,在机械团结占主导的时代,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往往被忽视,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占据上风。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强,个人之间产生相互依赖而产生的有机团结越来越强。集体意识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但是其表达方式却愈发平和理性,留给个人主义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上文所述,澳门刑法越来越注重对个人的权利的保护,个人主义在澳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而法律注重对个体的基本人权和人格权的保护和尊重,这实际上体现了澳门社会中,以个人主义显著发展为特征的有机团结的快速发展。

  五、结语

  通过对涂尔干理论的改进,以澳门刑法二十年的变迁为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澳门刑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的不断扩张和丰富、条文的不断精细化以及对于人权的保护力度的增强等。刑法的发展体现了社会中集体意识和机械团结的变化,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集体意识的内容不断扩大和丰富,其本身并没有减弱。由于集体意识是机械团结的渊源,因此机械团结也并未减弱。第二,集体意识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更加理性和冷静,因此,集体意识 “看上去” 力量减弱了。笔者认为,关于集体意识的理论可以改进为:集体意识应当与集体意识的外在表达区分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集体意识本身未必减弱,反而内容可能会更加丰富,涵盖面更广,但是其外在表达方式越来越理性和冷静。第三,个人主义得以发展,法律也更加强对于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保护。这体现了有机团结的快速发展。
  总之,澳门回归二十年来,澳门刑法典一直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笔者预测,其在短期内还会不断扩大内容,细化条文,从而不断加强执行力度,对于公民的保护更加全面、有力,同时也越来越强调对于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此同时,随着基本法的不断贯彻实施,澳门社会的发展也会不断推进,集体意识会不断丰富,其外在表达会更加理性和成熟,有机团结会保持快速发展。

  注释

  11995年11月14日58/95/M号法令的序言。
  2何志辉:《刑法典在澳门:从殖民适用到“去殖民化”的变迁》,《“一国两制”研究》2017年第1期(总第31期),第 66页。
  3包括:第6/2001号法律《因利用不可归责者犯罪情节的刑罚加重》、第2/2006号法律 《预防及遏止清洗黑钱犯罪》、第 3/2006号法律《预防及过止恐怖主义犯罪》、第 6/2008 号法律《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第 11/2009 号法律《打击计算机犯罪法》、第 2/2016 号法律《预防及打击家庭暴力法》以及第8/2017号法律《修改〈刑法典〉》。
  4Émile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W.D.Halls (trans) (New York:Free Press,1893),p64.
  5后文会详细阐述两种团结的定义。
  6同前注[4]。
  7同上注,第64页。
  8Jü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William Rehg (tr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6),p449.
  9Steven Lukes,Andrew Scull (ed),Durkheim and the Law (Oxford:Robertson,1983),p3.
  10同前注[9],第7页。
  11同前注[4],p79.
  12同前注,第154-156页。
  13Alan Hun,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Law (London:Macmillan Press,1978),p69.
  14See 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ume II,System and Lifeworld: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Boston,MA:Beacon Press,1987),at p54.
  15魏健馨、马子云:《新形势下澳门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发展》,《“一国两制”研究》2015年第3期,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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