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视角下环境犯罪的预防机制

法学论文 2020-05-08 08:3970未知xhm
  摘要: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很多,文化在其中有着根源性的影响。西方绿色犯罪学从三个方面吸收文化犯罪学的研究成果,即关注生态问题如何被文化传媒建构;致力于构建绿色消费文化;采纳文化犯罪学对“空间、犯罪、抵抗”的主张来分析在公共空间或日常生活中抵制生态危害行为的方式。借鉴绿色文化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结合我国现状,从构建生态传播机制、倡导绿色消费文化、关注环保运动的新形态三个方面提出我国环境犯罪的预防对策。
  关键词:文化传播; 绿色文化犯罪学; 环境犯罪;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指出,“人们在对环境危机的反思中认识到,必须从文化层面切入,在反思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中寻找解决危机的途径。环境与文化是当代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两个关键词,它们构成了人类当代生活的重要话语。”[1]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很多,文化在其中起着根源性的影响,从文化学视角反思生态问题将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环境犯罪采取广义的犯罪概念,既包括环境犯罪行为,也包括违反民法和行政法的环境越轨行为。一方面,因为环境案件当前“以罚代刑”,导致进入司法程序的较少,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事件与极少的环境刑事案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本文从西方绿色文化犯罪学角度切入,采用犯罪学的广义概念,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衔接。由此,把环境犯罪概念扩展为“犯罪现象”,在制定环境犯罪防控措施时能最大限度防范不符合规范的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这也是有效预防环境犯罪的前提。

  一、西方绿色文化犯罪学的兴起

  2013年,西方学者布里斯曼和索思试图将文化犯罪学融入绿色犯罪学以探索生态和生态犯罪的文化意义和重要性。他们认为批判犯罪学的不同视角之间都有关系。他们发现几乎没有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把绿色犯罪学与文化犯罪学有机结合起来,但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犯罪学的研究已经涉及绿色犯罪学领域,如果相互交流将使双方都受益。他们提出绿色犯罪学可以从三个方面吸收文化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一是关注生态问题如何被文化传媒建构,也就是通过新闻传媒和主流文化形象描述生态犯罪、危害和灾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二是要致力于构建绿色消费文化;三是采纳文化犯罪学对“空间、犯罪、抵抗”的主张来分析在公共空间(如街道)或日常生活中抵制生态危害行为的方式[2]。以下将借鉴绿色文化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从构建生态传播机制、倡导绿色消费文化、关注环保运动的新形态三个方面,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我国环境犯罪的预防对策。

  二、构建良性的生态传播机制

  (一)绿色文化犯罪学对于媒体构建环境犯罪的研究
  文化犯罪学认为犯罪行为的媒体表达影响个体和集体行为,因而必须努力了解犯罪的媒体表述所产生的情绪及其控制,这些媒体陈述影响公众对于犯罪的态度,使个人和集体产生恐惧和脆弱的感觉1。文化犯罪学十分注意犯罪和犯罪控制的媒体构建的一个原因是,如果亚文化活动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头条的表述重新呈现。但是,文化犯罪学注重犯罪和控制犯罪的媒体构建也受另一个想法驱使,即“想知道大众媒体不报道什么,为什么有些事情不报道以及这些决定将出现的后果”2。
  新闻报道有时与现实不一致。它不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一个“棱镜”。通过它新闻媒体不能系统涵盖犯罪和受害的所有形式和表现。有时媒体强调一些罪行,忽略其他罪行;同情一些受害者,却指责他人。媒体是否报道存在生态风险取决于一些因素,例如,是否有责任问题,是否有大量的人被暴露于风险,以及专家之间对于风险是否存有争议。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是否披露生态风险是有选择性的3。因此,是否关注生态风险取决于生态问题与文化是否相一致。比如,媒体低估了环境毒素和污染物的长期风险,而更引人注目的风险,如交通事故或自然灾害,被高估了。也就是说,与潜在的生态风险相比,媒体更关注报道交通事故或自然灾害带来的伤亡或财产损失。
  总之,主流媒体可能漏报一些生态风险,扭曲科学家对生态现象(如气候变化)分歧的程度。应该重视传媒对生态犯罪和危害的研究,关注媒体构建对生态现象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在塑造人们的态度、看法和行为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应该梳理生态犯罪和生态危害的媒体传播,包括以哪种方式、为什么、怎么样成为(或不成为,视情况而定)媒体关注的以及有影响的事件。
  (二)我国应构建有效环境问题的媒体传播机制
  当前,我国媒体环境传播存在一定的问题,媒体的利益诉求使其在广告驱使下鼓吹“消费主义”,环境议题的公益性、风险性与媒体利益诉求相冲突,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逻辑和政治框架等影响,资本逻辑天然地对公益不感兴趣,政治框架本能地回避各种风险议题[3]。例如,山东蓬莱石油泄漏事件发生后,媒体采取了隐瞒,不发布消息告知公众,直到一个月后,渔民发现了油污以及大量的鱼死亡,这一事件才得以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如何形成有效的媒体环境问题传播机制还需要深入探讨。在环境事件中,媒体不仅要传递行政部门的决策以及专业机构的技术鉴定,还要体现公众参与的民主理念,培育健康的环保伦理观念,对内展开社会动员和公共教育,通过政策手段、经济手段,增强媒体环境公益报道的动力。

  三、倡导绿色消费文化

  (一)绿色文化犯罪学对于消费主义的研究
  文化制度,如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许多方面与环境制度有互动,反过来产生相互反馈。这里选取水资源作为例子,来思考如何重塑现在被科学家称为“人类世时代”4的世界。通过水商品化来获利———最明显是付费给收集、净化、供水的公共或私人机构,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瓶装水市场在惊人增长,这里,蕴含着自然资源的商品化文化。正如有学者所说:“广告和营销专家唤起一部分消费者的新的需求、欲望和幻想,甚至将普通的商品进行包装赋予新的意义以增加人们对它的需求。”水的销售就是创造这样的需求、欲望和幻想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威尔克指出:“多年前广告主管赞美营销专家时通常会开玩笑说,‘你居然可以卖给爱斯基摩人冰块’。现在这样的壮举,让人们付钱来买在他们周围大量存在的东西(即使他们没有明显的需要)已成为家常便饭……今天的市场营销人员他们已经成为魔术师,能把平常的且不稀缺的东西变换成贵重物品。”5他们是如何把大量存在且已经具有可用性的水转化为稀缺的东西并且有交换价值了呢?
  各种信息都是直接给出强烈的暗示:比如说,自来水是不安全的,瓶装水来自纯净、无污染的水源;自来水和瓶装水之间的口味有差异;瓶装水是“环保的”,等等。这些信息都是可疑的。据美国太平洋研究所(一个美国的环保组织)统计,瓶装水的消费需要超过1700万桶石油来生产塑料容器(不包括运输能源);它需要三公升的水生产一公升的瓶装水,而跨国运输每年增加数以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种销售显然不是环保的。事实上,瓶装水现象凸显了消费文化与自然资源“免费商品”的不匹配。在过去的三十年左右,水商品化的发展在玻利维亚和加拿大引发抗议。有学者提出在贫穷国家“瓶装水”代表政府未能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然而,在富裕国家它经常代表浪费、环境破坏、荒谬的大众消费6。
  (二)我国应倡导绿色消费文化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数量的20%,而中国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淡水总资源的7%。中国是世界瓶装水消费的第三大国,随之而来的能耗和污染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消费需求也不断增加,应该认识到社会生活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理性的消费文化。目前我国过度消费现象比较严重,汽车污染排放量大,商品过度包装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中国成了奢侈品的主要购买国。一旦所需的东西失去了人们原来期望的理想意义和象征价值,他们也可能失去经济价值,但他们不会失去物理价值直到腐烂或破坏。人的消费欲望无限膨胀,异化消费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我国应构建绿色消费文化,加强环境教育,树立生态消费意识;发挥政府职能,监督规范消费市场;提高企业责任意识,建设生态企业文化;培育生态公民,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四、关注环保运动的新形态

  (一)绿色文化犯罪学对于“空间、越轨和抵制”的研究
  抗议环境危害的形式,最经常的是动物解放团体的直接行动或者是草根环境正义组织的努力。但是,从文化视角出发,西方绿色犯罪学者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破裂常态”———比传统环境运动更有趣、戏剧和“狂欢化”7。新一代的环保积极分子对于老式环境运动不感兴趣,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新的方式,这些积极分子也深谙后现代的特殊表达方式,把休闲和快乐的活动赋予抗议的可能性,在街道也可以谈政治,传统的环境运动表达媒介是可以被颠覆和逆转的8。下面提供四个这种类型抗议和抵制的例子。
  1. 收复街道运动(Reclaim the Streets,简称RTS)
  收复街道联盟是一个社运组织联盟,主要目的是关注公共空间里的社区自主权。收复街道联盟时常以非暴力的形式,直接占据主要道路或高速公路来举办活动。虽然此举造成了交通阻塞,但RTS的行动哲学是“那是汽车的交通阻塞,不是行人的交通阻塞,而且阻塞的原因就是汽车”,通常通过伪造车祸来切断一个特定的高速公路上的机动车辆,参与者试图把“路面变成游乐场”,让道路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空间”。RTS把劫持道路作为他们享有公共场所公用“所有权”愿景的体现。RTS的活动通常设计得五彩缤纷而引人注目,甚至搬一个沙坑让小朋友玩耍、提供免费的食物和音乐,有时会形成一个“临时自治区”。全世界RTS的活动大多是街头的狂欢派对,有舞曲DJ或现场演奏的乐团表演。目前参与的团体涵盖欧洲、澳洲、北美和非洲。最初那些无预警式的直接行动案例引发政府与开车民众的反感,经过多年之后,某些国家的组织开始遵循体制内的规范举办抗议活动。
  2. 自行车临界点(Critical Mass,简称CM)
  CM是指世界各都市举办的自行车集结上街活动,通常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举办一次,活动最初的诉求是反映对自行车骑士不友善的道路设计。所有的活动都是非正式,同时没有特定领导的模式,通常这样的活动也不会向主管单位申请活动许可。纽约、加州的政府对这种缺乏核心组织的活动表达关切,担心这个没有领导的活动形式会难以约束个别的参与者。自行车临界点被视为是一种抗议活动,不过,活动的参与者坚持主张这些活动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庆祝”与随性的群聚,不是抗议或者展示会9。在一些自行车临界点常态举办的城市,这项活动也通常饱受政府与汽车驾驶的批评,也发生过不少冲突,例如在柏克莱发生过一名汽车驾驶刻意冲撞活动车队,最后同样引发骑士砸车的暴力事件。
  3. 比利牧师
  活动家比利·塔伦自称是一名“牧师”,“传道”内容却是“过度消费害人论”。曾发起“停止购物”活动,组织“唱诗班”,每月集会时向人们讲解过度消费的危害,甚至将“反消费”行为比喻为“驱魔”活动。他号召人们抵制星巴克、迪士尼、沃尔玛等知名企业的连锁店,以至于这些商家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而对于比利·塔伦来说这种传道不仅是一种行为,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园艺游击队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通常在夜幕下出击,随身携带“种子炸弹”“化肥武器”和草耙,目标是将废地变花园,美化城市,他们自称园艺游击队。园艺游击队的成员来自阿姆斯特丹、卡尔加里、都灵、东京或者洛杉矶,他们集结在雷诺兹的博客,共同讨论园艺游击队的经验和建议。雷诺兹选择的地点通常是路边、树下以及年久失修的公共地带。雷诺兹把这些被忽视的土地称为“孤儿土地”。事实上,在英国,游击园艺是非法活动,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种植,属于犯罪性伤害,但是雷诺兹坚持,这样做法不会伤害他人。
  随着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白色污染的“常规化”、普及汽车带来的生态危害,RTS和CM不仅仅是反对这些事情,而且希望实现社会大众对城市空间的可达性和城市机动性10需求。因为,环境保护主义经常被视作一种对抗(尽管环境保护主义者一直反对这样的说法),而不是它的独立身份和愿景。随着环境和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更为普遍,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相信这种“变化不是通过政治家的调解,而是由个人和集体参与社会事务带来的”11。RTS和CM代表两类集体参与社会事务;比利牧师和游击园艺队代表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犯罪学者应将CM和RTS这类活动纳入研究议程的一部分。
  (二)我国要积极关注环保运动的新形态
  我国目前的环保运动按照污染类型分为两类。一是反污染型。多发于不发达地区的郊区,当地环境遭到污染公力救济受阻后为维系生存采取私力救济抗议行动,多是草根群众参加,也有部分环保团体参与,救济中容易出现激烈化对抗,政府由零容忍转向短期让步。典型的诸如浙江东阳画水镇“4·10事件”、江苏启东抵制造纸厂事件。二是反公害型。多发于发达地区的城市社区,目的是预防公害,保护居住环境,追求更优质的生活,多是以中产者为主,参与者多采用非暴力方式,政府也积极开展公众参与,典型事件如厦门PX事件、广东番禹反建垃圾焚烧厂事件。按照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政府主导型,如环评风暴;二是环保组织参与型,如“怒江反坝”事件;三是精英人士推动型,如厦门PX事件;四是公众自发型,如邻避现象。
  在我国台湾地区,收复街道运动比较类似于CM这种型态,活动命名为微笑自行车,最早的形式在2006年5月20日由高雄市自行车社团长鬃山羊俱乐部发起“自行车免费早餐”,透过扮装骑自行车与送早餐的活动,鼓励市民以自行车通勤,并期许高雄市成为自行车优先的友善城市。2006年内举办数次后,于2007年转变为每月一次微笑自行车上路活动。
  目前我国CM、RTS活动很少受到关注,如2014年6月16日,张家界彩骑活动的参加者或在身体上绘制专属盛夏的荷叶、白莲等硕大图案,或写着让人回味无穷的环保标语,其目的是要身体力行减排环保,号召市民骑自行车出门[4]。随着我国环境的日益恶化,CM和RTS也是我国当前犯罪学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魏波.环境危机与文化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2]Avi Brisman and Nigel South. A green-cultural criminology:An exploratory outline.[EB/OL].(2013-01-01)[2015-10-25].http://cmc.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3/01/01/1741659012467026.
  [3]张淑华.建构主义视角下我国的环境问题传播[J].青年记者,2014(11):49-50.
  [4]抗议汽车污染张家界将惊现500人半裸骑行队[EB/OL].(2014-06-16)[2019-09-30].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4-06-16/170530371390.shtml.

  注释

  1FerrellJ,Hayward KJand Young J Cultural criminology:an invitation.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8, p.71.
  2Brisman, A Fictionalized criminal law and youth legal consciousness.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55:2011, pp.1039-1071.
  3Hofrichter R, Cultural activism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Hofrichter R(ed.), Toxic struggle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3,p.89.
  4Crutzen在人类如何改变地球方面有着深切体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臭氧层以及人类对其产生的破坏方面曾取得重要发现——这项工作后来也让他获得诺贝尔奖。2000年,他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Eugene Stoermer争论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对地球发展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因此当前的地质年代应该被命名为“人类世”。参见Crutzen P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415(3January):2002, p.23.
  5Wilk, R..Bottled Water:The Pure Commodity in the Age of Branding.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6:2006, pp.304-305.
  6Wilk, R. Bottled Water:The Pure Commodity in the Age of Branding.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6:2006, p.305.
  7Ferrell J, Tearing down the streets:adventures in urban anarchy. New York:Palgrave. 2001, p.114.
  8Ferrell J, Hayward KJ and Young J Cultural criminology:an invitation.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2008, p.60.
  9Ferrell J, Tearing down the streets:adventures in urban anarchy. New York:Palgrave.2001, p.116.
  10城市机动性涉及人员和货物流通两个方面,是个人或经济实体在考虑城市空间尺度及其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复杂的经济活动,为出行需要所采取的不同行为。他们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如步行或利用非机动交通方式,如自行车、骑马等,或机动化交通方式,如公共交通、小汽车等。
  11Jordan J, The art of necessity: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of anti-road protest and Reclaim the Streets. In:McKay G(ed.),DiY culture:party&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 London:Verso.1998,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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