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逮捕制度存废之省思

法学论文 2020-05-08 08:35189未知xhm
  摘要:从2006年确立到2017年废止,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生命”定格在短暂的11年。从诞生初的悄然而至,到运行中的轩然大波,再到维持下的孑然独行,后到废止时的轰然倒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经验、教训有待梳理、研究。暮然回首,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废止对于逮捕制度及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具有反面教材与正面样本的双重意义。只有以人民的选择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秉持“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原则,才能有效避免制度消亡的迭宕“悲剧”。
  关键词:制度; 消亡; 逮捕; 备案审查; 附条件逮捕;

  从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正式规定附条件逮捕制度,到2017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发布《关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的通知》,11年弹指一挥间,附条件逮捕制度在我国法制史上留下了短暂的印记。正如2006年形成于侦查需要的附条件逮捕制度是“悄悄地来”,2017年消亡于备案审查的附条件逮捕制度也是“悄悄地走”,迄今未见实务界与理论界展开反思,仿佛附条件逮捕制度从未存在过,而媒体也仅从备案审查制度的角度加以报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制度建设固然可贵,更加可贵的是从废止的历史制度中寻找原因。
  “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仅仅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是要对一个制度作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选择的产物。”[1]作为法律无明文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自我授权的一项工作制度,附条件逮捕制度不是公众通过民意代表机关———全国人大而依法选择,却通过公民个体上书建言的方式,最终被民意代表机关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而督促废止,这无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如果说当初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设立突破了法律框架,那如今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废止无疑守住了法治底线,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法治笼子越扎越紧。回首存在11年的附条件逮捕制度,从诞生初的悄然而至,到运行中的轩然大波,再到维持下的孑然独行,后到废止时的轰然倒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经验、教训等亟待梳理、研究。只有尊重人民对制度的选择,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全方位的“回头看”,找准消亡之因,为逮捕制度和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悄然而至: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诞生

  (一)理论基础:对逮捕证据条件的细化
  建立在上海、北京2002~2005年地域探索基础上的附条件逮捕制度,是实践反作用理论的产物,是基于当时对逮捕证据条件的理解,以解决“捕后无罪处理案件快速上升”的问题。如果说上海从2002年开始的探索只是部门性、地区性1,那么北京从2004年开始的探索就将地区性举措上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2。在此认识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5年5月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法定逮捕证据条件,细化为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基本构成犯罪确需逮捕的,一是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必须基本构成犯罪,即要达到‘八九不离十’的程度;二是根据现有证据综合分析,案件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2]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8月17日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一章“逮捕条件”的第四条虽然未直接确定“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名称,但在适用条件、范围、程序、后续等方面明确了其内涵。至此,通过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司法解释制定程序,以工作制度创新为由的附条件逮捕制度,在全国检察系统开始推广,不少地区也制定了本辖区的实施细则3。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8月25日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二章“审查逮捕程序要求”第十三条对附条件逮捕制度从适用条件、程序、后续措施等三方面作出修改,将“证据有所欠缺”的表述改为“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经基本构成犯罪”,把决定主体从检察委员会扩展到检察长,并明确捕后2个月的后续审查期限。可见,从2006年的试行规定到2010年的正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认识是不断调整、深化和完善的。
  (二)理论探讨:支持者理由不尽相同
  2006~2012年,是附条件逮捕制度理论研究的热点七年。扎根实践的附条件逮捕制度一经问世,就受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高度关注。2006~2007年,即使司法解释已经公布,但理论界并无相关论文呈现,依旧处于实践先行的状态,直至2008年8月29日-3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北京联合举办“逮捕制度的深化与发展专题研讨会”,理论界与实务界共130余人与会,围绕附条件逮捕的提出背景与制度概况、价值与正当性、适用条件与证明标准、定期审查与检警关系、制度构建与展望等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此后几年,有关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4,多数学者、几乎所有检察干警都持支持观点5,只有一个基层检察长于2012年在内部调研报告中提出“废止”的观点6。
  总体而言,支持者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表1 2010-2012年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理论界研讨
  
  一是设置初衷符合立法本意。针对司法实践中被人为拔高的“逮捕证据条件几乎等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判决标准,强调附条件逮捕是对刑诉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法定证据条件回归[12]。“有条件逮捕制度可以使实践中过于严苛的逮捕条件得以矫正,实现逮捕制度设计的应有作用,因而具有其合理性。”[13]
  二是逮捕条件可以分层细化。以比例原则为理论基础,发挥司法能动性,将逮捕的证据条件作分层次理解,分为普通刑事案件的一般与重大刑事案件的例外,重大案件中的价值取向应当以惩罚犯罪大于保障人权(社会公共利益远大于个人利益)。因此,只要求“两个基本”的证据标准,以便在重大案件的捕与不捕之间进行缓冲、找到第三条道路,解决重案不捕对进一步侦查造成的实体障碍。根据逮捕制度的多元化价值取向,重塑逮捕制度的基础体系,“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只能作出捕与不捕的规定,附条件逮捕应作为逮捕案件的一种例外形式,不能成为检察机关适用逮捕决定的常态行为。”[14]
  三是重罪案件应当特殊考虑。在支持者看来,重罪案件“构罪才捕”反而成了问题7。“附条件逮捕决不是放宽逮捕的条件,而是体现在部分重大案件中暂时无法达到逮捕的证据标准,但又必须采取羁押措施的案件的过渡措施,其严格的适用条件、报备程序、决定主体、后续的跟踪监督,能够保证正确适用逮捕措施,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中寻求平衡。”[15]
  四是制度内涵呈现多元理解。设置初期,官方并未明确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正式名称,有条件逮捕、风险逮捕、相对逮捕等词也常有使用。众多支持观点中,对制度内涵理解不尽相同,容易导致附条件逮捕制度处于“支持者各表各态、各说各话”的境地。既有实务部门认为,将附条件逮捕制度改称为“重罪案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更为妥当,并将这一定期审查制度逐步适用于全部审查逮捕案件[16],也有学者如冀祥德教授提出构建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在对提请或者移送批准逮捕案件作分流处理的前提下,以证明标准的层次性理论为正当性基础,以附定罪条件为实质,以特殊犯罪控制与一般人权保障为诉讼价值追求,以国际公约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设计坐标,立足中国刑事司法现状,对我国强制措施制度予以诉讼化改造。”[17]
  五是制度运行解决不捕漏洞。这是彼时侦查机关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最大期待,由于1996年刑诉法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上存在不明之处,对于需要补充侦查但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不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如何执行则没有相应规定,容易导致证据灭失、串供、逃跑等妨害诉讼行为的发生。“附条件逮捕是在司法实践中破解不批准逮捕执行难题的必要选择:解决了部分案件不批准无法执行的实际问题,又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立法上的缺憾。”[18]
  六是定期审查机制应运而生。这是附条件逮捕制度对完善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最大贡献,对批捕之后、起诉之前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得以加强。“以前批捕后检察机关通常不会关注到逮捕后直到起诉前的侦查工作,但附条件逮捕后检察机关可以更好地指导逮捕后的侦查工作。”[19]北京市检察机关在附条件逮捕制度实施后,羁押率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附条件逮捕后的定期审查制度[20]。
  (三)实践分析:附条件逮捕的公开样本
  对外公开的附条件逮捕数据较少,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检察干警对本单位办案情况数据统计的概括发布,如适用比例、适用主体、决定程序、最终结果等;二是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践个案,如以命案为主的重案、特殊时期的敏感案件等。
  对外数据的8个样本中,显示了各地不均衡的特点:一是附条件逮捕案件占总逮捕案件的比例波动,最少不到1%,最多仅有10%;二是决定主体各地不同,案件相对较多的北京地区通常由检察长决定,案件相对较少的重庆地区几乎都由检察委员会决定;三是撤销比例普遍恒定,通常为10%~20%;四是部分地区超范围适用,如北京市朝阳区在2010~2012年的附条件逮捕案件中,近八成是本地无固定住所、无固定工作的外来人员,近三分之一是共同犯罪,近一半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超三分之一被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反映出为防止逃跑、串供而在轻罪案件中也适用附条件逮捕的价值取向(见表2)。
  对外案例的9个样本中,反映出各地的一定共性:一是重罪案件尤其是命案,普遍是批捕前不认罪、批捕后就认罪,附条件逮捕既利用继续羁押的效果为侦查赢得时间,也利用逮捕定罪的效应为侦查打开突破;二是轻罪案件中,有的检察机关为了当地维稳、专项行动,以“灵活执行”“案情特殊”“防止信访”“时机敏感”等为由作出附条件逮捕决定,在相关事件过后又撤销或不起诉,而撤销的附条件逮捕不是错捕,甚至附条件逮捕后的不起诉也不是错案。例如,四川省巴中市检察院在办理杨某涉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时,发现有迹象表明可能涉嫌犯罪,为了配合当地党委、政府集中整治非法占地建房,对杨某附条件逮捕,后撤销原逮捕决定[31]。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也有干警认为面对重罪追诉时,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利益应当让位于更高的社会和国家利益8,在此理念指引下,该院对附条件逮捕后存疑不诉的个案不仅不认为有错、反而认为可以接受9(见表3)。
  表2 附条件逮捕案件的对外数据
  

  二、轩然大波: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运行

  与“批捕权的归属之争”上全国检察干警旗帜鲜明认定“检察机关有行使批捕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不同,在“附条件逮捕的合法性之争”上,虽然不少检察干警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全国检察干警并非铁板一块,个别甚至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早在2008年,时任河北省冀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就表达了“慎重适用”的态度,指出“不应把获取证据的希望寄托在逮捕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且适用“风险逮捕”必须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四条规定的程序进行[41]。2011年,时任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更明确指出了附条件逮捕制度在实践中的七种异化现象,可谓直言不讳10。
  总体而言,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偏向侦查,价值取向出现异化。逮捕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应当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保持最大程度的平衡。针对重大案件而生的附条件逮捕制度,通过所谓“细化”逮捕证据条件的方式,将居中裁判的价值取向作出了轻微调整,转为“坚持中立,倾向侦查”。实践中逮捕条件畸高是一个事实,但在国家赔偿制与司法责任制的双重压力下,在防范冤假错案的背景下,高标准要求逮捕条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言之,如果附条件逮捕制度是对法定逮捕条件的回归,为什么要附条件回归?直接叫逮捕即可。面对实践中重罪案件的侦查需要尤其是侦破瓶颈,以能动司法为由、以制度创新为名,套用比例原则、补充原则等基础性理论,加上自身职务犯罪侦查的所谓“客观需要”,通过扩大解释,在司法解释中先行突破法治框架,在“依法改革”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的年代,由于缺少社会讨论、基于部门利益,可能导致具体制度创新的违法性凸显。曾担任某地市级检察院批捕处处长的张兆松教授,直言不讳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反对态度,不仅在2009年两次撰文、分别使用了“批判”和“质疑”的标题,而且在2017年出版的专著中再次详细阐述了附条件逮捕制度诞生的非法律原因11。
  表3 9件公开的附条件逮捕案件
  
  二是重罪特办,证明标准出现异化。法律之争是附条件逮捕制度正当性与否的探讨根本。附条件逮捕制度体现出“乱世必重典”“重罪案件要特殊处理、灵活处理”的思维方式,以保护社会公众的整体人权为由,偏废犯罪嫌疑人的个体人权,在逮捕环节对重罪放宽证据要求。社会公众的人权一定大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吗?这直接与对无罪推定的认识有关。彼时,以“疑罪从无”为核心的无罪推定理念尚未深入人心,附条件逮捕就是重大案件在批捕环节“疑罪从挂”的典型表现,充分体现了批捕程序是侦查实体的附庸,这种附庸以配合为主、制约为辅,正所谓“程序不能成为实体障碍”。在此认识下,逮捕标准出现了所谓的“层次性”“两分法”,对逮捕法定证据条件表面细化、实则降低,把作出批捕决定时就应当满足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条件,降低到“先批捕,在批捕后继续侦查获取证明犯罪事实的有关证据”,即对批捕证据要件的“定然性”要求降低到“或然性”,出现了证据标准的异化。“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直接将逮捕的证据标准降低到“基本构成犯罪”的疑罪起点,而疑罪又从有、从挂,刑事诉讼规则核心的证明标准变相降低。
  三是自我豁免,错捕标准出现异化。在制度设计之初,“附条件逮捕是权宜之计,之后的侦查引导工作就更为重要,在建立完善侦捕衔接机制、捕后跟踪制度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而如果连附条件逮捕的要求也达不到,那就应该果断的‘踩刹车’了。”[42]然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简单地将附条件逮捕视为一般逮捕,一旦完成了工作考核指标,补侦工作就失去了积极性;法定期限过后,侦查机关也疏于向审查逮捕部门汇报补充证据情况,径直向审查起诉部门移送案件。”[43]以一件诈骗案为例,该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案系市公安局交办案件,区公安机关负责人亲自督办,并在审查逮捕期间多次向区检察院表明侦查决心”,附条件逮捕后,关键证人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陈述,而公安机关未及时进行有效驳斥,捕后有怠于侦查的迹象,该案后续补侦空间较小,后撤销原逮捕决定。可见,在公安机关眼里,附条件逮捕就是逮捕,国家赔偿、错案责任等都“转嫁”到检察机关,二者没有本质不同。“捕后无罪处理案件增多”显然是批捕环节出了问题,应当从“为何批捕”中寻找答案,而不能自我设置“附条件逮捕后发现所附条件达不到时,撤销就不算错捕”的豁免条款,并以此为据,将可能有无罪处理风险的批捕案件改为附条件批捕,以避免之后可能的错案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降低风险、自我授权豁免,既违背程序法定原则,也与《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相悖。
  四是基层走样,制度实践出现异化。其一,实践中多数地区对“检察委员会决定附条件逮捕”的程序性规定采取了变通做法,有的以检委会再授权的模式、由检察长再授权给分管副检察长决定,有的则在事后“补充”一个检察委员会会议记录,以至于2010年正式规定采纳了实践中这种决策程序、改变了2006年试点规定的检委会决策程序。其二,对附条件逮捕制度内涵的理解不同,直接导致实践中把握的尺度不一。以附条件逮捕的适用比例为例,即使都承认附条件逮捕应具有谦抑性、非常态性,但具体比例的量化仍存在争议,既有时任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检察长认为控制在5%以内为宜[44],也有北京市东城区检察干警认为控制在3%内[45],更有对职务犯罪案件是否适用的争论———有北京检察院干警以案件性质与社会危险性为由认为不能适用于自侦案件[46],也有杭州检察院干警以特殊性为由认为职务犯罪适用比例应当达到15%[47]。其三,对外地人员、轻罪案件、敏感案件等制度设计之外的范围适用,将个案社会效果建立在法律效果之外,逾越了附条件逮捕制度设计的本意。试问,各地到底实践的是最高检提出的附条件逮捕制度,还是根据自身办案需要、假以附条件逮捕之名呢?所谓的个案“成功经验”,无法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以个案为例的证明方式本来就有所欠妥,否则,为何不列举撤销附条件逮捕的案例,来反证呢?更何况,所谓的“成功个案”本质上是曲解了立法原意———试想,批捕了一个证据不可能充分的犯罪嫌疑人,是保护了被害人权益,还是雪上加霜可能“找了个替罪羊”?其五,在信息不对称、理由不开示的制度缺位下,犯罪嫌疑人不知自己是被附条件逮捕,在“以为自己被正式逮捕”的“逮捕定罪”心理压力下,捕后防线崩溃随即认罪,这也印证了“附条件逮捕就是逮捕”的认识心理。

  三、孑然独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维持

  (一)修法之时: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入法未果
  某种程度上,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消亡在2011年、2012年未能抓住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机遇之际,就已埋下伏笔。2011年,有研究对两家地市级检察院、两家基层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自侦检察官共发放80份调查问卷,赞成完善附条件逮捕制度继续适用的占93%,主张废除的只占7%[48],实务部门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拥护程度可见一斑。时任安徽省肥东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提出:“目前,附条件逮捕制度只是检察机关的一项工作制度,为了提高其法律地位和统一执法标准,《刑诉法》应当对其有明确的原则规定。”[49]甚至有声音提出,“附条件逮捕是当前形势下逮捕制度改革的产物。既然是改革,就应当允许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可以先突破原有的法律框架进行探索,然后再以新的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使之具有形式的合法性。”[50]可见,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正当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写入新刑诉法。
  然而,即便存在较强呼声,2012年新刑诉法也未遂其意。有原因指出,“现实中,一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附条件逮捕的态度遮遮掩掩,暧昧不清,在实务中既不想放弃适用附条件逮捕。另一方面,在法律制度层面,立法者暂时又不愿给予其正当的法律地位。”[51]其实,在学界召开的刑诉法修改研讨会上,彭海青副教授呼吁要坚守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正当性底限,“严格限制案件范围;建立附条件逮捕的听证程序;建立定期复查制度;设立救济机制;提供国家赔偿”[52],显然已是一种善意批评。实际上,即使未能入法,新刑诉法也吸纳了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良性内容———捕后定期审查机制,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表明了立法者兼容并蓄的法治态度。
  即便附条件逮捕制度未能入法,最高检侦查监督厅有处长在2014年依旧表达了“制度优越性”的赞许,“附条件逮捕经过六年的实践运行,体现出了有力打击刑事犯罪、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制度优性,同时也暴露出了适用标准不明确、配套机制不完善等不足之处。”[53]更有观点认为,“尽管附条件逮捕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且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亦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地位,但是其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着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不受妨碍,保障着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54]显然,在支持者看来,未能入法只是暂时挫折,只要对制度继续加以完善,就是法治发展的正确轨道。
  (二)修法之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持续争议
  随着2013年新刑诉法的正式施行,2006年以司法解释规定的附条件逮捕制度何去何从,无疑引人关注。2013年4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经认真研究并报高检院领导同意”,发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正式规定“附条件逮捕”的名称、属性,即附条件逮捕不是检察机关自己创设的一项法律制度,而是在法律框架内的一项具体工作制度,并未降低逮捕的证据条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基本构成犯罪的重大案件,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所采取的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是一种工作机制而非逮捕制度的变通。”[55]最高检侦监厅负责人表示,“附条件逮捕目的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因此只能适用于确有逮捕必要但证据相对薄弱的重大案件。”[56]“正是由于存在可能撤捕这一刚性的法律后果,才能有力地促进侦查机关积极作为,及时继续侦查取证,最大限度地确保案件质量;也解决了逮捕工作中长期存在的‘捕得了、放不了’的问题,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57]
  与此同时,不少检察机关的中高层领导纷纷发声,支持附条件逮捕制度。时任北京市、河南省郑州市、江苏省常州市的个别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指出,“附条件逮捕制度规定,对涉嫌性质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即使需要进一步补充证据,也可以附条件逮捕,弥补了刑诉法的立法缺陷,更有利于打击犯罪。”[58]时任四川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甚至指出附条件逮捕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功效,称“实践中,存在少数重大犯罪案件,侦查机关(部门)提请逮捕时证据材料稍有欠缺,仅达到‘基本构罪’。如一律对这类案件不批准逮捕,不仅会影响侦查、放纵犯罪,最终还会影响法治权威。”[59]时任广东省检察院侦监一处处长2013年接受采访时称,“据初步统计,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每年适用附条件逮捕案件约100件,占全部审查逮捕案件的1‰左右,其中近90%的案件作了有罪判决,附条件逮捕案件质量可以充分肯定。”[60]
  程序上,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缺少司法解释的法定程序,《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只是部门规范性文件,效力不仅低于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2012年新刑诉法,也低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的司法解释———2006年、2010年两个逮捕质量标准。以效力较低、代表部门利益的规范性文件内容,来评价民意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内容,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更何况,在新刑诉法刚刚施行几个月后,就以“弥补了新刑诉法缺陷”为由作出评价,也显得不恰时宜。有评论指出,“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进行修正时,法律仍然没有规定附条件逮捕,这说明,立法者并不怎么认同附条件逮捕的概念,并不认为在特殊案件中,需要放宽证据标准,可以先将人逮捕起来再补充证据。”[61]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时任山东省烟台市检察院某检委会委员指出,“附条件逮捕权是一把双刃剑,其适用与否关系到侦查工作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用之不当则两受其害。”[62]新刑诉法施行后的2013~2014年,以C市为例,据调研,附条件逮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随意扩大案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把握不当(降低“基本构成犯罪”的标准,将有重大犯罪嫌疑、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疑点难以排除的案件也适用,忽视欠缺证据的补正可能性);利用附条件逮捕规避办案风险(降低逮捕风险,缓解信访压力);办案程序不规范(多为分管副检察长决定);捕后跟踪审查不到位(被动审查,极少主动撤销);捕后轻刑化明显(近一半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超三分之一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即便有了部门规范性文件指引,附条件逮捕制度在实践中的异化现象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持续加剧的趋势,制度的存废之争愈发激烈。

  四、轰然倒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废止

  (一)理念转化:防范错案产生制度量变
  2012年新刑诉法完善了强制措施的规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附条件逮捕制度设置之初意图解决的部分问题。例如,1996年旧刑诉法中“不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不批捕无法执行”的情况,由于2012年新刑诉法将监视居住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极大程度削弱了附条件逮捕制度施行的正当性基础。加上刑事侦查技术尤其是以图侦、网侦、技侦为代表的大数据侦查技术突飞猛进,侦查机关对于附条件逮捕的依赖与兴趣开始减弱。加之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提出,逮捕的定罪效应开始退却,这都为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废止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违法性的深层次认识,在于十八大后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的背景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倒逼,证据裁判规则开始引领包括侦查、起诉在内的审前程序。批捕环节作为侦查程序的重中之重,一直有“逮捕中心主义”的称谓,也更应该贯彻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充分总结、吸取冤假错案为何被错误逮捕的教训。2014年9月,《人民日报》发出了“批捕就该谨慎”的“锐评”,指出:“一个环节的失守,就意味着整个法律流程的溃败,错误批捕的大门一开,后面的环节想要纠正冤错,难度将增加数倍”[63]。2015年6月,全国侦查监督工作北戴河座谈会强调,“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是审查逮捕工作的首要任务,附条件逮捕被要求严格慎用,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危机。有检察干警开始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如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干警批评道,“由于其存在增加逮捕措施运用的恣意性与羁押的必要性审查相冲突等原因,检察机关在新刑事诉讼法实行后应暂缓该制度执行,并选择适当时机予以废止。”[64]
  检察机关推行的所谓“附条件逮捕”,就是通过降低逮捕条件来满足侦查需要的典型例证[65]。同为检察服务侦查的产物,与附条件逮捕同为捕与不捕“中间状态”的,还有实践中创造、无法律依据的撤回提捕机制,既为侦查机关统计批捕数据打开了绩效考核“数字游戏”的方便之门,也为检察机关统计不捕后复议复核数据、捕后存疑不诉数据带来了一定便利,但于法无据、违法设权,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撤回提捕与附条件逮捕的相似之处,在于同为“警察权强于检察权”“侦查权强于法律监督权”的产物,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不断强化,潜在的量变因素持续积累,二者的相继废除也是顺理成章12。
  (二)备案审查:刚性协商导致制度质变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这对处于“半冰冻”状态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适时“解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土壤。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实质审查,就是要确保法律是“良法”,防止“劣法出笼”。这既是公民监督权的落实,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审查”的充分激活[66]。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纵然是反对声音较多的附条件逮捕制度,也在备案审查制度的小试牛刀中一波三折。
  2016年9月,因当事人被当地检察院附条件批捕,内蒙古苗永军律师在查询法律层面并无附条件逮捕规定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邮寄了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申请审查建议书》。法工委启动规范性文件审查监督程序后,认为最高检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附条件逮捕,既与刑诉法规定不一致,又逾越了司法解释制定权限,于是函告最高检要求做出说明。起初,最高检依旧表示,“附条件逮捕”并非检察机关创设的一项法律制度,而是审查逮捕工作中的一项工作制度,是对刑诉法中逮捕条件的细化,符合宪法与刑诉法的规定13。法工委再次致函后,引起了最高检的高度重视。经过慎重研究,为依法准确适用逮捕条件,最高检侦查监督厅于2017年4月28日正式下发通知,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表示将适时启动逮捕质量标准修订工作[67]。
  可见,根植于协商文化土壤之上的备案审查制度是先礼后兵、给足面子,第一次“黄牌警告”后依旧如故的话,第二次就要“红牌罚下”了。“备案审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首先通过工作层面交流或者提出研究意见等形式,加强与制定机关的沟通协调,加大督办力度,督促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者废止相关文件。对明显违法、有关方面拒不纠正的,各级人大应依法启动撤销程序,及时作出撤销决定。”[68]试想,一旦最高检对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再次致函“不予理睬”或“依然如故”,等待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只有一个结果:被人大依法撤销。此为建立在撤销权刚性基础上的柔性协商机制,可谓“刚性协商”。从2003年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到2013年废止的劳动教养制度,对违法或已不适宜的规范性文件经协商后由制定机关自行废止,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备案审查制度的一条首选之路14。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张兆松教授就公开提出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立法审查的建议,以“附条件逮捕制度实质上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扩张了检察机关的逮捕权,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由,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或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根据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监督法》对《质量标准》第4条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该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应当督促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规定予以修改或者废止。”[69]试想,如果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早已健全,或许附条件逮捕制度会早些废止,这既体现了制度缺位的遗憾,也反映出制度制衡的力量。

  五、蓦然回首: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功过

  (一)反面教材:对完善逮捕制度的意义
  “人权保障与逮捕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从对被害人人权和社会制度角度讲,需要而且离不开逮捕;从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角度讲,要控制和慎用逮捕。”[70]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在2018年前的论述,对于重新认识附条件逮捕制度依旧有耳目一新的作用。正如2008年时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贾贞在附条件逮捕制度研讨会上所言,“检察工作中遇到理论与实践相冲突的问题,应当放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地位上去思考和解决,不能站在局部利益上去考虑,要高屋建瓴,摆正立场”[71]。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评价,也应站在法治发展进步、完善检察制度的角度审视。虽然有促进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形成的正面贡献,但以打击犯罪、保障被害人人权、维护社会多数人利益为价值追求的附条件逮捕制度,通过降低法定的逮捕条件,较大程度上忽视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须知,一旦在定罪证据不足的条件下附条件逮捕,丧失了无罪推定原则保护的犯罪嫌疑人就处于一种错误逮捕的状态,而这种错误逮捕又因为可以自行撤销,而处于救济无门、无法赔偿的状态。因此,对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废止,既是人权保障、无罪推定等司法理念的进步所致,也是保障诉讼、居中判断等逮捕属性的回归使然,更是防范错案、公平正义等司法文明的客观需要。
  实践中,据笔者亲历与观察,附条件逮捕制度适用的情况多数可以或应当避免。一方面,对于轻罪案件,且不说本不属于附条件逮捕制度设计的适用范畴,仅因案情敏感、有上访风险等维稳压力,在证据达不到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附条件逮捕,待一段时间热点过后再变更强制措施或作出微罪不诉等无罪化处理,本身就异化了逮捕功能———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不在案内、而在案外,逮捕不应当是“暂避风头”甚至“包治百病”的所谓“良药”,案外效果、社会效果也不应通过有违法之嫌的“法律效果”来实现。另一方面,对于重罪案件,如果仅因鉴定意见暂未作出等技术性原因而在审查逮捕阶段证据不足,完全可以通过提前介入、加强沟通、特案快办等方式优化办案流程加以解决15;如果是涉众型案件、经济类案件、命案等社会影响极大的重罪案件,必须转换理念,贯彻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疑点利益归于辩方等“宁纵勿枉”思维,牢记“案件越大,一旦错误就越严重”,该不捕时坚决不捕,严守防范冤假错案的第一道检察关口16。
  附条件逮捕制度废止之后,有个别学者与律师进行了评价,都持“原本就违法,早就该废除”的论调,也流露出对逮捕制度走向的悲观情绪。毋庸置疑,“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证据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弹性,需要批捕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妥善判断。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树立“批捕就该谨慎”的司法理念,将批捕作为防范冤假错案的第一道检察关口,对同样的案件去掉“附条件”三个字直接逮捕,即以往因证据基本充分而附条件逮捕、现在以证据已经充分而直接逮捕,实践中也可能发生。加之社会科学具有人类主观认识上合理分歧的因素,即使出现捕后不起诉或判无罪等结果,在办案人员不具有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也不属于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错案,都为这种“不再变通,直接逮捕”的处理方式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绝非是附条件逮捕制度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建立在“降低、分层法定证明标准”基础上的附条件逮捕制度,本身就是司法解释违反法律规定的产物。也正如此,秉持谨慎批捕的态度、贯彻疑罪从无的理念、把握法律规定的条件、回归居中判断的角色、坚持改革有据的原则,可谓废止附条件逮捕制度对于完善逮捕制度的意义所在(见表4)。
  需要指出的是,附条件逮捕制度废止后,依旧有检察干警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体现,有利于从严打击严重犯罪,保证重大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76],更有检察干警举出个案,在“证据有欠缺,不足以定案”的情况下,加班加点“对该案作出了附条件逮捕的决定,最终将骗取国家50多万元补偿款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77],将附条件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进行宣传。可见在检察系统内部,对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认识依旧存在不同意见,这也说明观念扭转比制度废止更加困难。
  (二)正面样本:对完善备案审查制度的意义
  苏格兰法教授克里斯托夫·盖因强调,“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作出限制,必须有令人信服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78]因此,如果没有公众选择的充足理由,对于所谓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有必要保持最高程度的审慎,防止以部门利益代替人民利益、以个别需要代替全部需要、以片面考虑代替全面考虑,“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必须一以贯之。以附条件逮捕制度为例,其效力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是对“具体检察工作中的法律应用”进行解释,不可逾越法律规定。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不需要超出法律框架的所谓创新来“保驾护航”,“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才是最好的法治护航。
  表4 附条件逮捕制度废止后的评价
  
  回首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沿革,运行十余年的制度被废止,可见备案审查制度的威力巨大,这是宪法监督的力量所在。备案审查制度从“备而不审、审而不纠、纠而不改”到现在的“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人大法工委主动审查为主,到公民、学者等社会公众建议审查增多,“人民的选择”正逐步成为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正成为民意法定代表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回顾十二届全国人大截至2017年底,“法制工作委员会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1527件”,其中,“建议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1116件”,足见社会公众对个别司法解释的不满程度,尤其是“2016年以来收到大量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规定的审查建议”17。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新司法解释,显示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强大功效———毕竟,单纯的制度废止不是目的,通过废止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进而制定反映民意的新制度,“既废又立”才是制度建设、制度完善的应有方向。
  2016年2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提出“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必须予以纠正”,这也正是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方向。具体而言,一是明确备案审查的基本范畴,尤其是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红头文件、“三长会议”“五长会议”、批复等对公民权利义务造成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纳入主动审查的对象。二是加强备案审查的信息化建设,在大数据时代推进立法主体和立法文件的互联互通、互相衔接,能在网上审查就在网上审查、能第一时间审查就第一时间审查。三是在继续发挥沟通协商制度优势的基础上,适度强化备案审查制度的刚性,适时发布撤销规范性文件的典型案例,以加大个案的震慑力度。四是健全对外公开、定期反馈的长效机制,对发现的问题不仅要纠正,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纠正,“工作方式上,原来主要是通过内部协调、协商解决问题,而现在既要通过协调协商,同时也要把问题放在桌面上公之于众,让全社会了解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79]
  以自身的废止来检验备案审查制度的功效、促进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想必这是附条件逮捕制度设计之初都未曾想到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历史的书写者,未经人民依法选择、却又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注定要受到人民的检验。正如朱苏力教授所言,“有时,一页历史的教训超过多少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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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2002年7月制定了《关于相对批捕、相对不捕和绝对不捕的适用条件的规定》,以地区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首提“相对批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2003年1月联合制定了《关于绝对不捕、相对不捕、存疑不捕和有条件批捕的适用条件的规定》,以地区性会议纪要的方式首提“有条件批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2005年11月联合制定了《关于有条件批准逮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了有条件逮捕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跟踪审查等环节规定。
  2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3年底在案件质量专项复查中,发现了“捕后无罪处理案件上升较快”的趋势,研究后发现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受到批捕与否的影响,遂于2004年10月向北京市政法委汇报,提出“重大案件已经收集到主要证据的,认为经过继续侦查取证可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的情况下,经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同意,可批捕”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研究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当前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报告》,将有条件逮捕作为解决审查逮捕工作中主要问题的重大举措之一。
  3以重庆市为例,就有2007年8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批准逮捕实施办法(试行)》、2008年2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批准逮捕实施办法(试行)》、2008年9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附条件批准逮捕实施办法(试行)》等。
  4截至2018年8月11日,在中国知网上,以“附条件逮捕”“有条件逮捕”“风险逮捕”为主题分别搜索,共有相关文章129篇:2008年20篇,2009年16篇,2010年14篇,2011年23篇,2012年19篇,2013年18篇,2014年6篇,2015年9篇,2016年1篇,2017年1篇,2018年2篇,其中2006年、2007年无论文,2008~2012年有92篇、占71.32%;2013~2018年逐年下滑。
  5据笔者统计,2008~2012年共有34位检察干警公开撰文支持附条件逮捕。以单位区分,最高检3人,北京检察机关19人,天津、重庆检察机关各2人,上海、辽宁、河南、山东、福建、广东、湖北、安徽检察机关各1人。多数观点,参见伦朝平、贾贞主编:《附条件逮捕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6时任重庆市开县检察长在内部刊物中,指出附条件逮捕制度把证据标准降低到疑罪程度,捕后对所附证据继续审查本身就证实可能错捕,且制度设计突破法律框架,应当废止。参见陈康、张一薇:《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存废探讨》,载《开县人民检察院检察调研》第34期,2012年8月14日。
  7李贵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24页。
  82009年,湖南省永州市检察院制定《关于附条件批准(决定)逮捕案件实施意见(试行)》,建立风险批捕机制,解决“构罪才捕”问题。当年附条件逮捕重大案件5件7人,批捕风险得到控制,案件质量得到保证。于文辉:《湖南永州:建立风险批捕机制》,《检察日报》2009年8月17日,第2版。
  9该观点认为,在有条件逮捕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犯罪嫌疑人应当被逮捕作为最初假设的,而后再通过补充侦查活动来确定该假设是否正确,这样的思维模式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下的思维模式不符。刑事诉讼法律虽然具有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使命,但是同时肩负保护更高法益的职责,即对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保护,故而当出现极其严重的罪行需要追究时,当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利益面临危险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保护可能会有限度的让位于最高法益,以牺牲部分个案公正,来维护整体公正,这同时也应当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李凯,谷荣:《有条件逮捕制度的正确适用》,《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10期,第50页。
  10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在办理王某等多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时,在王某不承认雇凶杀人的情况下,根据同案犯的供述、王某外地人的身份、案件的恶劣社会影响等因素,对王某作出附条件逮捕决定,后王某被存疑不诉。该案评析认为,对附条件逮捕适用范围掌握准确、捕后引导侦查的实效遭遇了“不可抗力”、对办案风险的评估准确,该案附条件逮捕承担的风险“是我们应当付出的代价”,“存疑不诉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决定逮捕的适当性”。杨敏:《附条件逮捕的适用范围及风险评估——王某故意伤害案评析》,张新宪主编:《捕后无罪处理案件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页。
  11七种异化现象包括:运用状态的异化(普遍超过3%的适用比例,更有甚者将近10%);制度功能的异化(附条件逮捕制度逐渐成为承办人规避办案风险的工具、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适用范围的异化(普通刑事案件成为适用附条件逮捕的主体);决定程序的异化(侦查监督部门成为事实上大多数附条件逮捕案件的决定机关);证据标准的异化(为防止不捕可能就此导致案件停滞或流失而在证据未达到“基本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也适用,以至于个别检察院附条件逮捕案件的撤捕率高达30%);所附期限的异化(所附期限的长短不尽统一,有30日、40日甚至延长一次、二次羁押期限后仍未补充相关证据);侦查监督的弱化(承办人更关注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结果而非过程)。吴祥义、王宏平:《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异化》,《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0期,第59页。
  12这些原因包括:一些重大疑难或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批捕不符合条件,而不捕公安机关不配合,相关部门不理解,当地党政领导不支持,检察机关左右为难。明知不符合逮捕条件,如果批捕,必然会带来刑事赔偿问题;而不捕,又面临重重压力。怎么办?附条件逮捕制度应运而生。这是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制环境下作出的无奈选择,目的是减轻自身的办案责任和因严格执法带来的办案压力,但它背离了严格司法的要求,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张兆松:《逮捕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13撤回提捕是指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后,以“办案工作需要”为名,在检察机关作出决定之前撤回提请批捕的做法,由于刑诉法规定对审查逮捕案件检察机关只能作出批捕或者不批捕的决定,因此撤回提捕属于游离在法律边缘的“变通”做法,既易导致撤回后不立即放人的“隐性超期羁押”,也会使得提捕率、批捕率等考核数据出现“人为把控”。随着规范化办案要求的提高,撤回提捕已经走入历史、基本不再使用。以重庆为例,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2014年2月发布了《关于严格规范撤回提请逮捕的通知》,规定“凡不构成犯罪、刑拘期限届满的案件一律不允许撤回”。
  14最高检的观点是,虽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并未直接规定“附条件逮捕”,但是这一制度是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逮捕条件规定的细化,并非在法定条件之外“另起炉灶”。刘福谦、刘辰:《〈关于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13年第16期,第34页。
  151982年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了收容遣送制度,直至2003年3月孙志刚案成为制度废止的导火索,多位学者、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止,2003年6月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废止收容遣送制度;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劳动教养制度,2004年后多位学者、公民乃至全国人大代表上书全国人大建言废止,直至2012年8月唐慧案成为制度废止的导火索,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16笔者曾经办理过三件运输、贩卖毒品的大案,涉案毒品均在100克以上,按规定需要进行定量鉴定(即不仅要鉴定该物是否毒品,也要鉴定每一单位中的毒品含量比例),因此在鉴定时间上较为局促。在刑事拘留7日、审查逮捕7日的14天内,基层公安机关不仅要完成涉案毒品的提取、封存、称量、检材提取等工作,而且要将检材送至省级公安机关物证鉴定中心委托鉴定。在鉴定中心不可能先出具定性结论报告、鉴定人以个人名义出具“初步认定是毒品”的意见并不正式的情况下,三件涉毒大案都以附条件逮捕办结,最终都顺利作出含死刑的有罪判决。显然,这种情况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17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检察官往往以案件重大复杂、检察官权力清单未授权等原因,将案件提交检察官联席会议甚至检察委员会讨论,并请示上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与检察官联席会议、上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意见只是参考不同,本院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包括分管检察长)的决定,即使承办检察官意见相左,也必须执行。也正如此,在此类大要案中,附条件逮捕制度只是决定的方式之一,最多是自我授权减少撤销附条件逮捕后的错案责任;换言之,在附条件逮捕制度已被废止的今天,此类大要案很可能也是逮捕的结局,这是羁押惯性、程序力量所决定的,附条件逮捕就是逮捕。
  18参见金宏伟律师2017年7月12日微博,https://weibo.com/1300691931/Fc2BJ3nTM。
  19参见杨朝敏律师2017年7月11日微博,https://weibo.com/1042130352/FbUu68LLg。
  20参见:《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就人大立法工作答记者问》,http://www.npc.gov.cn/npc/zhibo/zzzb25/node_29876.htm,访问时间: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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