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

法学论文 2020-04-01 09:0866未知xhm
    摘 要: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价值选择层面,生物遗传资源法制应着重协调价值体系中的内在冲突。在此基础上,应当对生物遗传资源权属作出科学安排,建立公平公正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同时健全生物入侵防范机制,以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充分实现。
    关键词:生物安全;生物遗传资源;权属制度;惠益分享;生物入侵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自20世纪末以来成为国际法热点和国内重大关切的生物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广义上的“生物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正常状态、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人类生命和健康不受有害生物、外来入侵生物以及现代生物技术及其应用侵害的状态①。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②,生物安全至少涵盖了其中的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作为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③之一的生物遗传多样性,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生物遗传资源”一般被界定为具有遗传功能及实际或者潜在价值的生物材料、衍生物及其产生的信息资料,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及相关生物体的器官、组织、基因及DNA片段④,但不包含人类遗传资源。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调整范围中,生物遗传资源也包括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即“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⑤。生物遗传资源对于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生物遗传资源流失的情况。基于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需要,加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应着重完善生物遗传资源法制的内在价值冲突解决机制,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权属,对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和生物入侵防范等机制予以规范和完善。

    一、生物遗传资源法制的价值选择

    生物遗传资源安全,是指生物遗传资源的赋存状态不被人为因素破坏,以及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不对生物安全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不对资源和传统知识所有人及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状态。保障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主要法律机制包括权属规则、惠益分享规则和生物入侵的防范机制。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法律保障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价值选择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生物遗传资源价值日益凸显、生物技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时代,对作为基础性社会资源的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秉持何种价值观念,从而为法律上权属规则的构建、惠益分享规则的完善和生物入侵防范机制的健全提供理念基础。
    生物遗传资源法制价值冲突的解决,应在生物安全法治框架下展开。换言之,这一价值冲突应在正义、秩序和效率三大价值中实现沟通与协调。正义价值体现为法律主体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自由权利与平等地位,遵循自由权利原则优先于机会平等原则的序位,这也体现了生物安全法的实质正义倾向性和社会正义倾向性。秩序价值体现为对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的追求,其中安全性应成为生物遗传资源保障法制的主旨。效率价值与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密切关联,内在地要求关注产业发展中的隐性成本,包括对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在三方面价值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将正义价值列为第一位次,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对体现秩序价值的具体内容进行谨慎的调适,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应符合正义价值的内在规定性,并应有助于秩序价值的实现①。
    在生物安全法治语境下,形式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协调是在正义价值与秩序价值层面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质言之,形式正义要求法律和制度应平等地适用于法律主体以实现公正;实质正义要求基于实体法规范的实施而实现,不受程序法的影响②。这一理路对于生物遗传资源法制框架下两大正义侧面的互动与沟通具有特别的意义。就生物遗传资源法制而言,实质正义主要体现为有关法律主体可依法获得各自应得的利益,这就要求权属规则的科学安排,以及惠益分享机制的合理实现,并且实现这些利益应有足够充分的条件、途径和手段予以保障。生物遗传资源法制领域的实质正义还意味着基于罗尔斯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原则,对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遗传资源提供者的利益予以特殊保障。形式正义则主要体现为主体相关权利的正当行使与实现,在保障生物遗传资源利用权利与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法律规则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利用者的研发权、经营权以及相应收益权的正当行使,并通过程序性规范及其有效实施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充分实现。
    与正义价值和秩序价值相对应的是效率价值。法的效率价值的实现,需基于法律规则分配权利义务,以实现效率最大化③。在生物安全领域,效率价值的实现应当特别关注对生物技术经济学的结果导向的功利主义路径依赖的扬弃④,即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应服从于上述正义价值和秩序价值,服务于正当目的的实现,并对因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和技术发展而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引起的负面影响予以特别关注。事实上,对根源于经济学的效率观念在法学的正义观的语境下进行调适,并在制度设计层面对各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予以充分的关照,也符合风险社会理论中有效应对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的内在要求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生物遗传资源较之于其他资源的特殊性,现代生物技术活动应尊重遗传资源本身的内在价值,遵循生态伦理学的“尊重生命”原则进行善意修饰,以保证生物遗传资源的持续利用、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安全状态不受破坏①。可见,生物遗传资源法制的三大价值存在观念取向上的差异性。正义价值侧重于法律主体间的平等地位、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等权利的正当实现,秩序价值侧重于生物遗传资源本身及其利用行为的安全性与法律及事实上的可预见性,效率价值则更加关注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状态下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的可实现性。三者在制度建构、机制完善及其有效实施的过程中,应遵循生物安全法价值冲突处理的原则。唯有如此,方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依循风险预防原则、谨慎发展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实现保护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之目标。

    二、生物遗传资源的权属安排

    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法制保障,应基于一国的具体国情,在有效协调价值冲突、遵循生物遗传资源法制目标的前提下,形成清晰的权属规则。事实上,这也是生物遗传资源的安全保障和有效利用的逻辑起点。
    从自然资源层面看,生物遗传资源是一种非常规的自然资源,具有特异性、附属性和无形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权属规则的建构。生物遗传资源的特异性,是指每一种生物遗传资源对于科学研究、后续商品化开发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满足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这种特异性与具有稀缺性特征的传统资源不同,后者的个体之间具有同质性,而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相互之间往往存在细微的异质性。生物遗传资源的附属性,是指生物遗传资源往往赋存于生物物种资源之中,但又与生物物种资源处于不同的生物多样性层面。生物遗传资源的无形性,是指作为生物遗传资源重要形态的遗传序列信息等可以脱离作为其载体的生物资源而独立存在,相关传统知识作为一种经验或做法,本身亦不具备有形的外在形态。这些特征,使得生物遗传资源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的权属规则更为复杂,其安全性保障也对法律规则的科学性要求更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除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外,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③。这些规定间接地就生物遗传资源所赋存的生物物种实体的权属作出了规定;相应地,在此基础上施行的用益物权制度(如狩猎权、捕捞权等),也可以基于涉及生物物种资源管理的法律行为实现权利处分。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生物遗传资源的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规定国家通过建立种质资源库、保护区等措施对种质资源实行保护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以下简称《畜牧法》)规定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制度⑤,《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以下简称《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也对畜禽遗传资源管理作出了较为完善的规定,但亦未明确遗传资源的权属问题。即使《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了国家具有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但也并非意味着赋予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所有权,而仅仅是允许其按照本国法
    律决定遗传资源的所有权归属⑥。由于法律规则的缺位,加之生物遗传资源在上述方面具有其独有的特征,使得生物遗传资源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生归属争议⑦。此外,对于地方社区、少数民族地区或者私人拥有的遗传资源,同样存在权属冲突①。权属规则安排与利益分配息息相关,同时也会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与惠益分享、管理监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此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因此,明确而科学的权属规则安排,是保障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必要前提。
    对于生物遗传资源,应明确其属于国家所有,不因其所依附载体的所有权和呈现形态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生物遗传资源属于国家所有,首先决定于其本身的重要性。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生物资源基础,生物遗传资源影响着国家在生物技术时代的实力和所处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无一不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生物遗传资源亦如此。另一方面,作为生物遗传资源载体的生物资源,在多数情形下也属于国家所有,这也为生物遗传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制度安排提供了便利。当然,由于生物遗传资源具有特异性、附属性和无形性等特征,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会相异于传统的自然资源。对于目前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关注的数字序列信息,亦应明确其属于国家所有,但因其附属性特征已不复存在,所以在制度安排上应更多地借鉴具有无形性特征的物或资源的权属安排。对于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其权属规则更为复杂。与生物遗产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一般经由地方社区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历代人民,不断对当地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持续发展有关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创造、传承和发展而得以存续,包含了当地居民智力创造劳动的结果。借鉴洛克的劳动所有权理论,由于社区对相关传统知识赋予的“生产性”(Productive)劳动投入,方使相关传统知识“从野生变为驯养、从原始变为文明、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无意义变为有意义”②。因此,应将相关传统知识的所有权赋予为该知识的创造、传承和发展付出创造性劳动的集体。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集体”是指地方社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同时亦应尊重此种独特知识的传承价值,故所有人亦应包括传承人。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提高社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传统知识的积极性,形成激励机制。当然,对于已经处于公共领域、可公开获取的相关传统知识,应明确规定其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如此,方可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并为惠益分享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三、生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

    生物遗传资源权属安排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其合理利用和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提供基础。在国际法层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是履行2010年《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要求③。我国目前尚未针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定专门的法律,现有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有关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种子法》《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种子法》对种质资源的获取、批准、登记、权利归属等程序性事项作出了原则性安排;《畜牧法》要求畜禽遗传资源的输出必须向相关行政部门事先提出申请,且应当提出惠益分享的方案。在行政法规层面,我国目前制定并实施了《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审批办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等,主要通过加强对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为监督和管理相关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我国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还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制定了一些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地方性法规④。在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方面,相关法律规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之中,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对传统知识实行登记制度及对传统知识进行集体管理等。此外,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这也是全球第一个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国家技术标准①。
    然而,由于缺少综合性的生物安全立法和专门的生物遗传资源立法,且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特有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我国即使长期作为遗传资源的提供国,在国际上也难以公平合理地获得相关惠益②,同时在国内层面也无法有效实现有关法律主体的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事实上,这也是造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流失和丧失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应根据我国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基于生物遗传资源价值选择的内在要求和资源权属制度安排,形成科学合理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在此方面,《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了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制度,可供我国参考③。
    事先知情同意,是指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须事先经过资源所属国主管部门的同意。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贯彻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落实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制度、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安全最重要的途径。《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波恩准则》等国际法文件对事先知情同意均作出了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旨在保障生物遗传资源利用者能全面掌握遗传资源的性质、其潜在的用途及经济价值等方面的更为丰富的信息④。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事先”是对时间节点的要求,规定了获取和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主体向生物遗传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时间必须在其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之前;“知情”是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的前提条件,申请主体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供详细的申请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获取和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相关主体的信息、拟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信息、采集遗传资源的活动计划、惠益分享方案等内容。
    共同商定条件,是指拟获取和使用生物遗传资源的申请方和资源的提供方,应当对资源获取和使用的相关事项达成合意。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申请人在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后,若主管部门同意,则申请方与提供方应就遗传资源的采集、利用和惠益分享方案展开协商,只有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书面协议后方可继续开展相关活动。共同商定条件所达成的协议,是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我国可以借鉴《波恩准则》的规定和建议,结合我国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及安全保障的实际需要,对参与协商的法律主体作出规定,明确协商程序、具体内容、惠益分享的条件、惠益类型以及其他具体实施方面的问题。共同商定条件有助于为经济和技术实力等方面存在悬殊的生物遗传资源利用者和提供者创设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双方可在法律地位平等和信息对称的基础上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用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和自主安排,从而用法律上的形式正义来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我国在健全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过程中,应着重关注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惠益分享的主体。除了作为资源所有人的国家之外,还应包括有关的地方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将这些利益相关方作为惠益分享的主体;二是惠益分享的形式。用于分享的惠益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惠益两种形式。在协商惠益分享条件时,对可能推动遗传资源原产地能力建设的惠益形式应特别关注;三是建立合同机制,开展示范与指导。除以学术为目的的我国单位和个人外,均应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获得批准后,签订《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合同》。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践并不为社会所熟知,因此主管部门应制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示范合同》,以推动惠益分享的顺利开展。

    四、生物入侵防范机制

    如果说生物遗传资源的权属安排和惠益分享是针对其安全保障内容中资源利用的积极性制度安排,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生物入侵防范则是消极层面的风险预防性措施。生物入侵,是指经人为干预而将非原生地区的物种引入后,在自然条件下建立种群并对本地性质相异的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现象①。引发生物入侵问题的是外来入侵物种②,入侵的外来物种大多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能力强等特点③。生物入侵将打破既有的生态平衡,对生态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并对各方面造成损失和损害。对于生物遗传资源安全而言,生物入侵威胁遗传资源赖以存在的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尤其是可能对赋存其中的物种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也正因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应对有可能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外来物种进行预防、控制或根除④。
    在价值理念层面,生物遗传资源法制之效率价值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在生物遗传资源及其依存的物种资源利用过程中要虑及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负面影响,由此便使得生物入侵防范成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的必要内容。同时,生物入侵所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以及对本地物种构成的威胁,也对资源所有权制度安排的生态基础构成负面影响,因而在法制层面应对生物入侵尤为必要。
    为了应对生物入侵,我国已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监督管理。这些立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种子法》《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下位阶立法。依托于这些立法,我国形成了应对生物入侵的法律制度,其中既包括生态法领域的一般制度,也包括名录制度、检疫检验制度、引种许可制度等适用于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的特别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在防范生物入侵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立法目的、制度内容等方面均存在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在立法目的层面,一些立法规定了检疫检验制度,但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安全保障并非其初衷,而是以控制外来物种带来的病虫害为目标,这直接影响到法律制度在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护中作用的发挥。在制度内容层面,现有的相关立法大多侧重于防范无意引种,包括无意引进的杂草、病虫害和传染病等,但对有意引种的控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且风险评估、管理、监测和应急机制在现有立法中的体现不够明晰。
    为此,一方面应健全外来物种入侵防范机制。应以生物安全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充分考虑有意引入的外来物种对本地性质相异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的威胁,对拟引进外来物种进行严格的论证,并提出相应的科学建议。同时,应进一步关注对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影响,完善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制度、引种许可制度、行政许可制度,并完善名录的动态调整机制,对外来物种进行跟踪评价监测,建立全面的监测预警体系,一旦发现外来物种对当地生态系统安全具有威胁的可能性,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将生物入侵引起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应加强生物遗传资源调查。应基于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对于重点地区的重要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开展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持续性地整理和分析数据信息,建立和完善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这些措施有助于及时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物物种资源和相关的生物遗传资源的负面影响,并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性、管控性或者补救性措施。

    五、结语

    对于生物安全法治建设而言,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在内容上不仅涉及资源安全,同时也涉及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生物遗传资源在法律上的权属安排,还是基于国家政策、法律和区域性实践形成的惠益分享制度安排,抑或基于资源赋存安全性角度继续加强生物入侵防范,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的诸多核心方面均体现出风险社会语境下应对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的内在要求①。同时,由于传统知识与生物遗传资源的密切关联性,二者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张力亦需要谨慎协调和平衡②。这些因素对生物安全法治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加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是进一步健全生物安全法治的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①与之对应的狭义上的“生物安全”,是指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不受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活动侵害的状态。
    ②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参见李大光:《国家安全》,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③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指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遗传多样性。
    ④⑤《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8条。
    ①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4页。
    ②[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
    ③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④[加]詹姆斯·D·盖斯福德等:《生物技术经济学》,黄祖辉、马述忠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3、68、82-87页。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①蒋志刚:《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衍生所有权和修饰权》,《生物多样性》,2005年第4期。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8-11条。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9条。
    ⑥Glowka,L.,F.Burhenne-Guilmin,and H.Synge.1994.A Guide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IUC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Paper No.30. Gland,Switzerland ;Cambridge,U.K. ;and Bonn,Germany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⑦事实上,即使依照作为生物遗传资源赋存载体的物种资源的权属规定,也难以处理管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我国目前在针对部分栖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在河里时归水利局管,到岸上即属林业局管”,这种情形不利于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和有效管理。王镥权、赵富伟:《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路径选择》,《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①武建勇、薛达元:《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立法的重要问题》,《生物多样性》,2017年第11期。
    ②William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New Essays in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roperty,S. Munzer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③Gouvernement du Canada. Ressources génétiques :Accès et partage des avantages,dernière visite 26 février 2020.
    ④例如,《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广西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草案)》,以及已通过湖南省湘西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
    ①薛达元:《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展望》,《生物多样性》,2019年第7期。
    ②于文轩:《生物多样性政策与立法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③《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16条。
    ④秦天宝:《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①于文轩:《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光明日报》,2020年2月22日,第7版。
    ②外来物种,是指原来在当地没有自然分布,经由人为干预引进的物种。外来入侵物种参见Michel Pascal,Olivier Lorvelec,Jean-Denis Vigne. Invasions biologiques et extinctions :11000 ans d'histoire des vertébrés en France,Belin,2006:154;外来入侵物种是外来物种中对本地生态系统构成威胁的物种。
    ③曾北危:《生物入侵》,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④《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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