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

社科论文 2020-04-15 10:55186未知xhm
  摘要:以我国2007—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检验企业战略通过代理成本影响费用黏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代理成本问题,企业战略越激进,费用黏性现象越严重。为了进一步考察相关情境变量对于“企业战略—代理成本—费用黏性”这一路径的影响,从环境不确定性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企业战略越激进,费用黏性越高;在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下,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则不再显著。显然,当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战略对费用黏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战略—代理成本—费用黏性”这一路径的成立依赖于不确定性较高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企业战略; 费用黏性; 代理成本; 环境不确定性; 调整成本;

  费用管理与控制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重点关注领域,也是影响企业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1]近年来财务会计领域颇为关注的热点———费用黏性,是指与传统成本性态所认为的对称性变化不同,费用在业务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将会大于业务量下降时减少的幅度。[2]Anderson等对于企业费用黏性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管理层的成本管理行为,为打开企业成本管理行为这一“黑箱”提供了重要线索。[3]更多学者在对费用黏性成因进行后续研究后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及代理问题等三方面。[4]
  事实上,无论是企业的要素供给与资源配置,还是企业具体的费用项目支出与调整,都必然会受到企业所选择与执行的战略影响,企业战略类型对企业费用黏性状态将会产生影响。目前已有的研究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关系的文献通常认为,管理层会特别考虑专用化资产存在的调整成本,这使得企业战略越激进,企业费用黏性越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战略不同,其代理成本也会存在差异,同样可能会对费用黏性产生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并未对企业战略通过代理成本影响费用黏性的这一条线索展开研究,也并未清晰揭示企业战略影响费用黏性的具体路径,更未探讨相关情境变量对这一路线可能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当企业执行不同类型战略时,是否会由于存在不同的代理成本进而呈现费用黏性的差异?企业战略影响费用黏性会存在怎样的具体路径?企业战略的选择与执行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那么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又将会对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2007—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检验企业战略通过代理成本影响费用黏性的作用机制,探测企业战略影响费用黏性的具体路径。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
  2003年,Anderson等发现美国上市公司销售费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SG&A)在销售额下降时减少的幅度与销售额上升时增加的幅度并非呈对称形态。[2]Anderson等将成本在企业业务量减少时降低的幅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这一现象称为成本(费用)黏性。[2]在我国,孙铮、刘浩发现,较之美国公司,我国上市公司费用黏性更为严重。[5]
  2003年,Anderson等首次探测并定义费用黏性的时候,就从调整成本与未来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经济学解释。[2]2010年,Banker等把形成企业费用黏性的原因归纳为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及代理问题三个方面。[4]其中,调整成本观点认为,不会轻易变更契约以免导致较高的调整成本。乐观的管理者会认为,销售量的下降可能仅是暂时现象,并不会随之下调企业相关成本费用,从而避免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调整。Banker等提炼总结的代理成本观点是当今解释费用黏性成因的主流观点。该观点认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的代理问题使得管理者在决策各种承诺资源调整方案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自利倾向,这将导致费用的实际调整结果与企业的最优资源配置出现较大出入,进而产生黏性现象。[4]孙铮、刘浩认为,我国费用黏性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于管理者较低的管理水平及较高的经理层代理成本,并将其概括为契约观、效率观和机会主义观三种观点。[5]
  企业战略是企业管理层选择且实施某种方案并最终实现组织目标与使命的过程。[6]在战略分类研究中,已有管理学文献提出了多种战略类型的划分方式。Porter将赢得竞争优势的通用战略划分为三种:成本领先战略、产品差异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7]March将战略划分为探索型与利用型两种[8],Treacy与Wiersema则将企业战略划分为顾客紧密型、产品领先型及高效运作型[9],Miles与Snow把战略分为进攻型战略、防御型战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分析型战略[10]。Bentley等认为,Miles与Snow的战略分类方法基本涵盖了目前已有的主流战略类型划分,且他们所提出的战略类型能够利用相关数据进行衡量测度[11-12],故此分类测量方法更适合于在大样本范围内进一步研究公司战略的系列问题。
  企业选择不同的战略是否会带来费用黏性的差异?2014年,江伟、涂柳媚认为,无形资产等专有性资产的存在,使得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调整成本较高,故会强化企业的费用黏性。[13]周兵等研究发现,采用不同竞争战略的企业会表现出不同的成本行为,选择差异化战略企业的费用黏性更为明显,乐观的管理层则会进一步强化黏性程度。[14]
  显然,已有关于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的研究普遍认为,企业战略越激进,费用黏性越高,原因在于企业调整成本的存在。实质上,企业执行不同类型战略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影响费用黏性。实施不同战略的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不对称程度将存在高低差异,会形成差异化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差异进而形成了费用黏性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为了有效激励管理层,实施进攻型战略的企业(以下简称进攻型企业)通常在薪酬设计环节中将管理层固定报酬比例设置偏低,而将其浮动报酬与业绩紧密挂钩。但是由于进攻型企业风险较高,管理层获取的货币性薪酬波动也会较大,甚至在某个时期可能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原本出于激励目的的薪酬设计方式极有可能诱发管理层的代理行为,刺激管理层的不正当谋利需求。因此,管理层存在通过其他途径谋取私利的强烈动机。
  其次,由于进攻型企业致力于创新,行业内缺少明晰各项标准的标杆参照物,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严重,故管理层能够进一步借助信息优势“浑水摸鱼”,打着理性权衡调整成本的名义维持自身不当消费与超额福利支出,隐匿非正常的费用支出。显然,进攻型企业的管理层存在能够为自己谋求私利的更大空间。
  最后,进攻型企业的创新特性使其内控制度稳定性较弱,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力度被削弱,且监督成本随之上升。[15]由于较弱的内控制度稳定性及部分功能的失灵,进攻型企业可能存在更多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受托者与委托者的代理问题愈发尖锐。进攻型企业管理层谋取私利行为被揭露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综上,在进攻型企业里,由于突出的代理问题,所以管理层既有强烈的动机又有充分的机会与能力进行费用操纵,即企业战略很可能会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变量对费用黏性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将检验代理成本在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以期揭示企业战略影响费用黏性的具体路径。
  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企业战略越激进,企业费用黏性越高。其中代理成本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二)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加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变革日新月异,不断革新的制度与现实背景使得我国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呈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一直以来,现实环境的不确定性都是成本管理会计研究需要考虑的关键内容之一。[16]所谓环境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信息匮乏或能力欠缺而无法厘清相关与不相关的数据,故个体主观认为无法对组织环境进行准确预测。这种不确定性的感知包括状态感知的不确定性、影响感知的不确定性与反应感知的不确定性。[17]因此,本研究需要进一步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前所述,相较于实施防御型战略的企业(以下简称防御型企业),进攻型企业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存在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而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会为管理者攫取私利提供方便,企业的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可能会成为承载管理者私欲支出的重要项目。[18]因此,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实施进攻型战略,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很可能是“企业战略—代理成本—费用黏性”这一路径所依赖的重要情境变量。具体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不确定性环境下进攻型战略的实施使得高管激励不足问题持续发酵。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谨慎起见,委托人会更愿意增加薪酬合同中的激励薪酬部分[19],受托人即管理层所获得的固定薪酬比例将会下降,这一结论与进攻型战略背景下企业管理层的固定薪酬设定相一致。故在环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管理层所获取的货币性薪酬波动性依然较大,管理层激励不足问题持续存在,通过在职消费及扩大所控资源等途径为自己谋求隐性收益的强烈动机并不会减弱。
  其次,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进攻型战略实施将会刺激创新项目的投入,而创新支出很可能成为管理层隐匿非正常费用持续支出的重要渠道。环境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动力之一。Miller与Friesen研究证明,环境的异质性与动态性特征将会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创新行为越丰富。[20]为了适应不确定性环境,管理层的创新欲望很可能被激发,会更倾向于对战略性产品进行较高程度的创新。[21]一方面,为了缓解复杂多变的环境对企业形成的外部压力,管理者不得不通过更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来应对相应冲击;另一方面,环境的不可预测性通常也会激发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帮助企业争取竞争优势。[22]因此,在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企业持续的创新行为通常会使企业费用支出持续走高。注重新产品开发和寻求市场新机遇的进攻型战略核心是“变”,与不确定性环境相契合。当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实施进攻型战略时,可能保有较为持久的创新积极性,寻求高强度的创新投入以适应环境。创新行为固然为积极举措,但这将会加大企业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原本激励不足的企业管理层尽管会追求创新,但是由于其利己的惯性与不稳定薪酬的现实状况,故可能会凭借复杂模糊的信息环境,将大量的非正常费用支出隐匿在创新投入支出之内。当企业销售量下降时,能够借助创新项目调整成本较高的名义,保持这一非正常开支的持续进行。同时,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为管理层提供了将来投资失败的借口,也会刺激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想法。因此,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进攻型企业的管理层有着更多更方便的条件与借口实施并持续进行费用项目的非正常支出及资源扩张,且在销售收入下降时,同样有着更多更方便的理由保持相关费用的持续支出。
  最后,进攻型企业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较高,管理层外部有效监督与内部有力约束的难度持续存在。受企业整体战略特征的影响,进攻型企业的内控制度通常较为分散,且改动频繁,稳定性较差,而环境不确定性加深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23]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实施进攻型战略,不但降低了企业内控有效性,而且增加了外部监管的难度。故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外部监督与内部约束机制的疲乏使得进攻型企业的高管能够延续且扩大不合理费用支出,以致出现费用黏性现象并持续存在。
  综上所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企业实施进攻型战略会使得代理成本问题尖锐且持续发酵,故“企业战略—代理成本—费用黏性”这一路径将会依赖于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
  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外部信息的干扰显著减少,股东能够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进行合理预测,故管理层很难再以外部恶化的客观环境作为业绩下滑的借口。一方面,当出现实际业绩与预期业绩较大落差时,由于此时经理人的行为代表了其真实动机[24],故股东相对较为容易分辨是外部环境还是管理层行为所导致,将会对管理层行为实施更多的关注与监督;另一方面,预期效果的未能完成将会降低股东对经理人的信任,增加未来对管理层的监督行为,约束其权力,甚至可能进行人员更换[25],降低管理层对股东利益的损害。故在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中,企业产生的代理成本可能被抑制,使得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变得不再显著。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当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战略对费用黏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只有在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的不确定性较低时,这种关系并不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2006年我国会计准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故本研究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07—2015年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在样本选取过程中,剔除的公司包括数据缺乏的公司,金融类公司,ST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为负及销售收入未能大于零的公司,当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之和大于销售收入的公司。按照证监会2012年行业划分标准,本研究将全部样本观测值分成17类(金融类除外),取16个行业哑变量,且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0.5%分位数进行缩尾调整(winsorize)。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
  首先,为了考察企业战略对费用黏性的影响,本研究将借鉴Anderson等[2]、孙铮和刘浩[5]、万寿义和田园[26]的研究,构建模型(1)。
  模型(1)包含的变量具体如下:

  
  被解释变量。Δln SG&A表示费用变动,为企业当年销售和管理费用的自然对数与上一年销售和管理费用的自然对数之差。
  解释变量。Δln Revenue表示收入变动,为企业当年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与上一年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之差。D为虚拟变量,表示收入下降,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比上一年下降,取值为1,否则为0。Stra表示企业战略。当前对于企业战略的衡量方法存在多种,但是近年来研究企业战略的文献普遍认为Bentley等人提出的通过构建离散变量对公司战略进行度量的方法较为科学与实用[14-15,27-28],故本研究也采用此种方式衡量战略。具体来说,该指标主要考察企业的6个变量进而确定企业的战略类型。一是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RDS)。这一指标反映了企业创新倾向。通常进攻型企业比防御型企业研发支出比重会更高。[29]二是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的比值(EMPS)。这一指标衡量了企业生产效率与对产品服务分配的能力。进攻型企业与防御型企业相比,对效率的要求较低,故每一单位销售收入所需的员工人数较多。[30]三是营业收入增长率(REV)。与防御型企业相比,进攻型企业成长能力更强,成长速度更快。四是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值(MS)。这一指标衡量企业的营销费用支出比例。Miles等认为,进攻型企业通常会在广告费用、与顾客的交流、营销人员培训等方面投入较多资金以持续自己的进攻型战略,较之防御型企业而言,通常销售费用会较高。[10]五是员工人数波动性(EMPF)。进攻型企业由于推陈出新频率较高,经常会出现随着项目新老交替而导致项目人员波动的现象。防御型企业聚焦于降低成本,所以业务活动一般变化不大,更需要熟悉企业情况且技术稳定熟练的员工。综上所述,进攻型企业较之防御型企业员工人数波动性较大。六是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值(CI)。这一指标衡量了企业采用机器设备而非人工的程度。进攻型企业为了提高组织的灵活性,通常会降低企业标准化程度,故这类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防御型企业强调企业标准化程度,故这类企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继续参照Bentley等的研究,将以上所述6个变量取过去5年平均值。在每一个“年度—行业”样本中将前5个变量按照从小到大平均分为5组,按照0~4分的顺序依次赋值;第6个变量分组方式则正好相反。然后在每一个“公司—年”样本中,将6个变量的分组得分相加,得到位于0~24分区间的战略变量总得分。Stra数值越高,意味着公司战略越激进,越有可能为进攻型企业;Stra数值越低,意味着公司战略越保守,越有可能为防御型企业。
  控制变量。Economic_Var为经济变量。Anderson等根据调整成本动因和管理者乐观预期动因,提出驱动公司费用黏性的四大经济变量[2]:连续两年收入下降(S_decrease),为虚拟变量,若连续两年出现营业收入下降,取值为1,反之取0;经济增长率(Growth),用当年全国GDP增长率表示;固定资产密集度(Ai),为企业固定资产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员工密集度(Ei),为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在模型中,控制这四个变量与黏性的交乘项。Control_Var表示以上经济变量之外的控制变量。参照梁上坤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变量:赢利水平(Roa),企业当年净利润与年末资产总额的比值;财务杠杆(Lev),企业年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公司规模(Size),企业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行业(ln dustry);年份(Year)。[31]模型(1)中,若β2符号为负,则说明存在费用黏性。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进行交乘,如果β2、β3符号均为负,则说明企业战略越激进,企业费用黏性越高。
  2.企业战略、代理成本与费用黏性
  本研究借鉴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代理成本是否在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进行检验。[32]
  广义代理成本由委托人监督成本、受托人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三个部分构成。[33]学者们通常采用替代指标法对企业代理成本进行测量。Ang等综合使用了两个指标:一是管理费用率(Expense),即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收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二是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即销售收入除以总资产期末余额,是用以度量剩余损失的替代变量,通常这一指标越小,代理成本越高。[34]这两个指标也被国内学者纷纷采用。杨德明等认为,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准则,管理费用率相较于销售费用率、财务费用率,是衡量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最恰当指标。[35]故本研究也将采用管理费用率来度量代理成本。
  如前所述,企业战略不同,企业代理成本存在差异,而代理成本又是导致费用黏性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进一步分析企业战略影响企业费用黏性的内在机理,即企业战略是否会通过代理成本对企业费用黏性程度产生差异性影响。为了检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本研究设计回归模型(2)、(3)、(4)来检验企业战略、代理成本和费用黏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利用模型(2)验证企业竞争战略对费用黏性的影响。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Δln SG&A,代表销售和管理费用变动率。解释变量有销售收入变动率(Δln Revenue)、虚拟变量(D)和企业战略(Star)。其中所涉及的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
  模型(3)验证企业战略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在模型(3)中,被解释变量为代理成本(AC),以管理费用率来衡量。解释变量为企业战略(Stra)。控制变量包括:两职兼任(Dual),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值为1,否则为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ln dependent),即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员的比例;行业(ln dustry);年份(Year)。
  模型(4)进一步验证代理成本是否会影响费用黏性。在模型(4)中,被解释变量为销售和管理费用变动率(Δln SG&A)。解释变量有营业收入变动率(Δln Revenue)、虚拟变量(D)、企业战略(Stra)和代理成本(AC)。其中所涉及的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致。

  
  3.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
  本研究将使用每个公司过去5年营业收入的变异系数对环境不确定性进行衡量,具体来说,运用每个公司过去5年的数据,估计其非正常销售收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运行模型(5):

  
  其中,Sale为营业收入,Year为年度变量。模型(5)的残差即为非正常营业收入。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过去5年非正常营业收入标准差,将其与过去5年营业收入平均值相除,进而得到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同一年度同一行业内所有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即为行业环境不确定性。最后采用Ghosh与Olsen的方法[24],用各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除以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即为公司经行业调整后的环境不确定性,也就是本研究所运用的环境不确定性(EU)。
  利用模型(1)对假设2进行检验,以研究环境不确定性是否对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将研究样本依据环境不确定性中位数进行划分,高于中位数的一组被称为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组,低于中位数的一组被称为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组。在该模型中,将按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分组讨论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的关系。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组,如果β2、β3符号均为负,说明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企业战略越激进,费用黏性越高。
  各变量的定义与说明如表1、表2所示。
  表1 企业战略度量
  

  表2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样本企业销售和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百分比的均值为14.47%,中值为11.17%,与2015年江伟等[36]得出的均值14.89%及中值11.72%很是接近。这说明我国销售和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变化不大,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销售和管理费用增长率均值为11.96%,中值为9.8%,均超过了销售收入增长率(均值为9.62%,中值为7.9%),这可能是存在费用黏性的直观表现。另外,约10%的公司连续两年出现销售收入下降。企业战略管理变量的均值为8.23,中值为8,上四分位数为11,下四分位数为6。根据Beneley等的定义,当Stra≥18时为进攻型战略,当Stra≤6时为防御型战略,处于两者之间的为分析型战略。由此说明我国约四分之一的企业实施防御型战略,大多数企业实施分析型战略,只有极少数企业实施进攻型战略。2007—2015年环境不确定性的均值为1.59,标准差为2.05,中值为1,其中下四分位数为0.59,上四分位数为1.70,最大值为16,最小值为0.09,说明不同样本企业所反映出的环境不确定性差异度较大。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模型回归分析
  运用Stata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需要选定模型回归形式。经过F检验及LM检验,本研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1.代理成本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出了企业战略对于费用黏性影响的检验结果。第一列显示β2参数估计值为-0.62,在1%的水平上显著,β3的参数估计值为-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企业战略越激进,费用黏性越高。表5列出了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首先进行中心化处理所有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企业战略)对因变量(费用黏性)的回归系数显著,β3的参数估计值为-0.0101,在1%的水平上显著。然后进行Baron与Kenny检验,即依次检验自变量(企业战略)与中介变量(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中介变量(代理成本)与因变量(费用黏性)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显示上述两个系数都显著。[37]其中,自变量(企业战略)与中介变量(代理成本)β4的回归系数为0.000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战略越激进,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中介变量(代理成本)与因变量(费用黏性)β5的回归系数为-0.14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β2、β3为负并显著,说明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费用黏性越高。该结果证明了代理成本在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设想一致,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1。
  表4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回归结果
  
  2.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关系的影响结果
  环境不确定性(EU)的中值分为两组,高于中值的一组为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组,低于中值的一组为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二列报告了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战略激进程度对于企业费用黏性的影响。其中,β2的参数估计值为-0.4710,在10%的水平上显著,β3的参数估计值为-0.0110,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三列报告了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企业战略激进程度对于费用黏性的影响。β2的参数估计值为-1.0349,并不显著,β3的参数估计值为0.0460,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以发现,较低的变量环境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抑制代理成本,但是并不明显。综上可以看出,当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战略对费用黏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只有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该结果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2。
  表5 代理成本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一)企业战略类型分组检验
  本研究采用其他度量企业战略以检验结果是否稳健。Bentley等研究认为,当Stra≤6时为防御型战略。[11]在我国极少数企业实施进攻型战略,约25%的公司实施防御型战略,绝大多数企业实施分析型战略。因此,将模型中的Stra替换为表示防御型企业的虚拟变量DEFE。将DEFE定义为,当Stra≤6时取值为1,否则值为0。回归结果见表6。第一列结果显示,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当企业实施防御型战略时,β3符号为正,说明防御型企业的费用黏性程度降低。第二列结果显示,当企业实施防御型战略时,β4的参数估计值为负,说明防御型企业的代理成本低于进攻型企业。第三列结果显示,β5的参数估计值为负,说明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费用黏性越高,由此说明代理成本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6 稳健性检验:战略的另一种度量方法
  
  (二)环境不确定性的其他衡量指标
  参考李伟[38]的研究方法,采用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指标代替原先经过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指标,放入模型(1)进行回归检验,发现结果并未发生变化,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在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一组中,β2、β3符号均为负,说明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企业战略越激进,费用黏性较高;而在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一组中,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的关系并不显著。

  表7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其他稳健性测试
  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分析后结论均未发生较大改变。
  综上,本研究的结论可靠且稳健。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2007—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经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实施不同的战略导致代理成本差异进而导致费用黏性差异,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战略—代理成本—费用黏性”这一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企业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外部环境下实施进攻型战略,会出现较高的代理成本,故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在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中,企业产生的代理成本可能被抑制,使得企业战略与费用黏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变得不再显著。当企业面临不同的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战略对费用黏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参考文献
  [1]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105-112.
  [2]ANDERSON M,BANKER R,JANAKIRAMAN S. 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3(1):47-63.
  [3]ANDERSON S W,LANEN W N. Understanding cost management: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evidence on"sticky cost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7.
  [4]BANKER R,BYZALOV D,CHEN L.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adjustment costs and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cost behavior[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1):111-127.
  [5]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26-34,84.
  [6]ANSOFF H I. Corporate strategy:an analytic approach to business policy for growth and expansion[M]. New York:Mc Graw-Hill,1965.
  [7]PORTER M E. 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M].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0.
  [8]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1):71-87.
  [9]TREACY M,WIERSEMA F.市场领导学:精选顾客·集中目标·掌握市场[M].陈进盛,译.台北:台湾牛顿股份出版有限公司,1998.
  [10]MILES R E,SNOW C C,Organizational strategy,structure and process[M].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1]BENTLEY K A,OMER T C,SHARP N Y. Business strategy,financial reporting irregularities and audit effort[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3(2):780-817.
  [12]ITTNER C D,LARCKER D F,RAJAN M V. The choice of performance measure in annual bonus contracts[J].Accounting review,2006(2):231-255.
  [13]江伟,涂柳媚.金融危机、竞争战略与成本粘性[J].财会月刊,2014(18):3-9.
  [14]周兵,钟廷勇,徐辉,等.企业战略、管理者预期与成本粘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6(7):58-65,97.
  [15]王化成,张修平,高升好.企业战略影响过度投资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6(4):87-97,110.
  [16]冯巧根.行为动机、环境不确定性与管理会计控制系统[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5):79-86,159.
  [17]MIKKELSON W H,PARTCH M M. Do persistent large cash reserves hinde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3(38):275-294.
  [18]申慧慧,吴联生.股权性质、环境不确定性与会计信息的治理效应[J].会计研究,2012(8):8-16,96.
  [19]UMANATH N S,RAY M R,CAMPBELL T L.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 the structure of compensation contracts: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J].Management science,1996(6):868-874.
  [20]MILLER D,FRIESEN P H. Innovation in conser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s:two models of strategic momentu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2(3):1-25.
  [21]MILLER D. The stru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business strateg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7(1):55-76.
  [22]刘嫦,杨茜雅,李丽丹.环境不确定性影响了公司费用黏性吗?[J].金融发展研究,2019(5):13-21.
  [23]GHOSH D,OLSEN L.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managers'us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society,2009(2):188-205.
  [24]JONES E E,DAVIS K E. From acts to dispositions:the attribution process in social psychology[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65(2):219-266.
  [25]FARRELL K A,WHIDBEE D A. Impact of firm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on CEO turnover and replacement decis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3(1-3):165-196.
  [26]万寿义,田园.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费用粘性差异[J].财贸研究,2017(2):100-110.
  [27]孙健,王百强,曹丰,等.公司战略影响盈余管理吗?[J].管理世界,2016(3):160-169.
  [28]刘行.企业的战略类型会影响盈余特征吗?——会计稳健性视角的考察[J].南开管理评论,2016(4):111-121.
  [29]HAMBRICK D C,MASON P A. 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2):193-206.
  [30]THOMAS A S,LITSCHERT R J,RAMASWAMY K. The performance impact of strategy-manager coalignment: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7):509-522.
  [31]梁上坤.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影响公司费用粘性吗?[J].管理世界,2018(12):133-148.
  [32]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33]JENSEN M,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4):305-360.
  [34]ANG J S,COLE R A,LIN J W.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0(1):81-106.
  [35]杨德明,林斌,王彦超.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代理成本[J].财经研究,2009(12):40-49,60.
  [36]江伟,胡玉明,吕喆.应计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5(2):83-91.
  [37]BARON R M,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1173-1182.
  [38]李伟.不确定性环境下会计稳健性对审计收费、审计意见的影响[J].审计研究,2015(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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