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帕替尼联合化疗在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医学论文 2020-10-19 08:1856未知xhm
  摘    要:目的 分析阿帕替尼联合化疗在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该院2018年2月—2019年2月收治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0例,按随机数表分为两组,对照组50例单一给予标准方案化疗,研究组50例在标准方案化疗基础上使用阿帕替尼治疗,对两组治疗效果及和安全性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CEA(29.62±8.63)ng/mL、血清VEGF指标(169.34±10.11)pg/mL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高血压与手足综合征发生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3~4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阿帕替尼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其安全性较好,应用效果显着,临床上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阿帕替尼 化疗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一线治疗 安全性

  非小细胞肺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及病死率较高。由于该病早期症状并不典型,大多数患者确诊时病情已发展至中晚期,严重降低其生存质量[1]。目前,临床对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尚未有标准的治疗方案,对Ec G0评分低于3分患者,临床多给予单药化疗或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三线治疗[2]。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虽能让患者生存获益,但由于价格较为昂贵以及考虑其可能性,在基层医院和收入较低患者中无法普遍应用[3]。因此,临床需根据患者病情实际情况,为其制定价格合理、安全性佳、治疗效果高的治疗方案[4]。该研究对该院2018年2月—2019年2月收治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0例采取不同治疗方案给予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收治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0例临床资料,按随机数表分两组,每组50例,对照组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52~76岁,平均年龄(62.87±6.51)岁。研究组男性25例,女性25例;年龄53~78岁,平均年龄(61.55±7.15)岁。两组一般资料及病理特征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单一化疗,研究组采用阿帕替尼联合化疗,研究组每日服用阿帕替尼(国药准字H20140103)500 mg,在早餐后30 min服用,口服28 d作为1个周期,并联合铂双药方案化疗治疗2个周期。对照组单一使用铂双药方案化疗治疗22个周期,给予4~6个周期一线治疗后,肿瘤控制稳定者进入至维持治疗。研究组使用阿帕替尼治疗,500 mg/d,并联合单药化疗进行维持治疗。对照组予以单一化疗维持;维持治疗失败、一线治疗失败患者进入至二线治疗,二线治疗与二线后治疗患者均选用单一化疗、局部放疗以及最佳支持治疗。培美曲塞、吉西他滨、多西他赛、紫杉醇均为一线化疗药物,培美曲塞与多西他赛均是维持化疗和二线化疗主要药物,其中鳞癌患者需选取紫杉醇化疗为主,而腺癌患者需选取培美曲塞化疗为主。
  1.3 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
  分析两组治疗前后血清CEA(癌胚抗原)与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进行比较;比较两组患者安全性:高血压、蛋白尿、骨髓抑制、恶心呕吐、手足综合征、肝功能损害、乏力等情况[5]。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CEA与VEGF水平
  两组治疗前血清CEA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血清CEA、VEGF指标比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血清CEA与VEGF水平比较(±s) 
  
  2.2 安全性
  研究组9例维持治疗期间出现3~4级骨髓抑制和手足综合征阿帕替尼剂量调整至250 mg/d,3例使用阿帕替尼2个周期后,因出现消化道反应停止服药;鳞癌患者1例给予阿帕替尼联合化疗3个周期后,因出现反复咯血现象停止服用阿帕替尼,两组均未因不良反应发生死亡事件。研究组高血压与手足综合征发生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3~4级不良反应主要包括高血压、手足综合征和骨髓抑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4.00%(12/50);对照组3~4级不良反应均是骨髓抑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8.00%(9/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安全性比较
  

  3 讨论

  非小细胞肺癌在临床上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发病率及病死率均高。一旦患上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出现咳嗽、胸部胀痛、低热、食欲不振等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日常生活,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安全。目前,非小细胞肺癌发病机制并不明确,临床多认为与肺部感染、环境污染、吸烟等多种因素有所相关[6]。而由于该疾病隐匿性强,患者病情经临床确诊后多为中晚期,已延误治疗疾病最佳时机[7]。当前,临床主要采用化疗方式治疗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具有一定治疗效果,但效果不佳[8-9]。因此,临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需制定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提升患者治疗效果,改善其预后[10]。为探讨阿帕替尼联合化疗在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效果和安全性,该研究针对该院收治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100例临床资料予以分析。该研究显示:研究组高血压与手足综合征发生率比对照组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血清VEGF指标(169.34±10.11)pg/m L比对照组低,结果与李艳芳等[11]研究结果[研究组血清VEGF水平(169.3±10.1)pg/m L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符。表明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使用阿帕替尼联合化疗一线治疗,具较好的安全性,效果显着。分析原因:阿帕替尼是一种小分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治疗晚期胃癌常用药物,有研究表示[12],在肝癌、肺癌、软组织肿瘤、乳腺癌等恶性肿瘤中,阿帕替尼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阿帕替尼能通过高选择性作用于VEGFR-2的ATP结合位点中,可对肿瘤新血管的生成进行有效抑制,进而使肿瘤生长得到有效抑制[13]。但同时,该药物属于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应用于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容易出现蛋白尿、骨髓抑制、高血压、手足综合征等不良反应[14-15]。受外部环境与样本等因素,关于两组生活质量有待临床研究。
  综上所述,临床使用阿帕替尼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其安全性较好,应用效果显着,临床上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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