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世界》中“掳猎—救赎”元素的再现与

语言论文 2020-04-24 09:49124未知xhm
  摘要:作为在美国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文学形式,非裔奴隶叙事和印第安掳猎叙事在发生机制上都包含“掳猎—救赎”的元素。《已知的世界》是全面聚焦内战前美国南方多样化蓄奴制生活的长篇小说,其对“掳猎—救赎”元素的改写,体现于琼斯对汤森父子在临界状态和双声系统下的经验重构、及约翰·斯奇冯顿和黑人奴隶的信仰救赎之中。小说通过多元的冲突设置,揭示了蓄奴制对(白人和黑人)各阶层群体从身体到精神、信仰到灵魂的禁锢和扭曲,从而实现了对白人“大写历史”中选择性霸权与一元价值观的挑战。
  关键词:非裔奴隶叙事; 印第安掳猎叙事; 救赎; 身份建构;

  1 引言

  《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出版于2003年,是美国非裔作家爱德华·P·琼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荣获2004年普利策小说奖及2005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事,聚焦内战前南方种植园生活,以黑人奴隶主亨利·汤森短暂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重写了蓄奴制度下自由的内涵。作为“第一部全面揭示美国蓄奴制多元异质的小说”,它“呼应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史学编撰的主张”(Ryan 2008:196)。此外,琼斯对伴随主线展开的其他人物形象也施以浓墨,尤其是对白人角色的刻画,在白人掳猎自述的语境之外,发出独特的声音。小说套用传统的掳猎叙事模式,打破类型化描述,讲述了非传统的非裔故事。

  2 掳猎与救赎——印第安掳猎叙事与非裔奴隶叙事

  印第安掳猎叙事,另称美国掳猎叙事或殖民地掳猎叙事(Pierce 2007:98),始于17世纪,主要记录欧洲殖民者被印第安土著囚禁的经历。早期的文本形式为欧洲殖民者的第一人称叙述。自《玛丽·罗兰森夫人的被俘和拯救纪实》于1682年出版以来,以白人女性被俘经历为蓝本的掳猎叙事成为当时畅销的文学作品。这些女性通常为清教或贵格会教徒。她们被掳后经历重重身体折磨与信仰考验,最终被解救或彻底融入印第安部族。故此时期的掳猎叙事又被称为“清教徒掳猎叙事”(Pierce2007:98)。18世纪中期后,为了迎合读者市场,其文体逐渐向虚构的第三人称小说转化,重点渲染印第安人折磨白人的场景,宗教训诫意义不断弱化。但无论形式如何,其中欧洲殖民者坚忍勤奋与印第安人凶残无知形象的鲜明对立(Pierce 2007:84),都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拓殖者的正面身份建构(Zabelle 1998:xiv),进而成为白人殖民者在新大陆暴力征服印第安原住民及领土扩张的文本辩护。
  另一方面,北美殖民地的开发和新大陆黑奴贸易的发展繁荣,催生了基于黑奴自述被奴役经历的奴隶叙事文本。奴隶叙事也包含掳猎元素,且白人在其中成为掳猎行为的实施者。在蓄奴制存续期间,黑奴们自我解救的方式包括逃往自由州和通过财富积累为自己和家人赎身,此外少数黑奴在获得自由后融入掳猎者群体,成为奴隶主。在两类掳猎叙事中,主人公们除了遭遇身体折磨,还要身处迥异的文化环境,被迫遵循或接受掳猎者们的生活方式。皮尔斯认为,被迫接受“他者”环境的经历也是一种精神“掳猎”(Pierce 2007:84)。即使最后,部分被俘者理解、接受甚至融入了掳猎者的生活模式,该过程也是相当漫长而痛苦的。

  3 进退维谷——汤森父子的身份掳猎与救赎困境

  废奴主义政治家查尔斯·萨姆纳认为逃亡奴隶是“时代的英雄之一,他们在荒野的历险使读者既心惊胆战又沉迷其中”(Davis&Gates 1991:xxii)。逃亡奴隶的经历契合美国精神中对自由平等的追寻,其传奇经历的背后暗藏了追寻自由的朝圣之旅(Taylor 1999:xx)。主人公在精神与现实荒野中的经历,如《已知的世界》中,以汤森父子为代表的自由黑人的奋斗历程,正与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上的拓殖经历类似。印第安掳猎叙事则刻画了新殖民者们为生存而抗争,逐步建立新家园的艰辛历练。《玛丽·罗兰森夫人的被俘和拯救纪实》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泛的掳猎叙事文本(Slotkin 2000:95)。罗兰森夫人随着万帕诺亚格部落的20次迁徙经历不仅代表了新殖民者们在北美大陆深入荒野的现实历练,也是一场精神试炼的隐喻(Kolodny 1984:18)。被俘的欧洲殖民者们在尽力获得身体救赎的同时,更要在与印第安文化的碰撞中完成精神和信仰的自我锤炼。如罗兰森夫人在被俘过程中,逐渐适应万帕诺亚格部落文化,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她通过手工织物换得报酬,进而交换到食物。这看似简单的“自力更生”及经济地位,在她的原生文化中,甚至是未曾获得的(金莉2016:133)。在被掳猎的过程中,罗兰森夫人不仅最终获得了身体的救赎,也重新构建了自我身份。罗兰森夫人的经历和自述文实现了白人女性的自我救赎和“文化越界”(金莉2016:130)。
  在《已知的世界》中,救赎主题再次呈现:汤森父子都试图恢复或重现在奴隶制中失去的自由和自我。亨利·汤森(下文称“亨利”)及其父奥古斯特·汤森(下文称“奥古”)通过自身劳作完成原始财富积累,这一模式与欧洲移民的开荒拓殖经历类似。奥古在二十二岁获得自由,作为木雕艺人,他的作品“能够使不信神的人流下眼泪”(琼斯2010:17)。由于出众的手艺,他成为少数获得自由后仍可以在弗吉尼亚州生活的黑人,得以购土地、盖宅院,并为家人赎身。亨利则拥有高超的制鞋手艺,能做出“上帝都会希望穿在脚上的皮靴”(琼斯2010:121),同时,他承袭父亲诚实守信的优良品格,深得主人罗宾斯的信任。汤森父子的“白手起家(rags-to-riches)”式成功与印第安掳猎叙事中白人主角自我救赎的路线相呼应。可见,勤劳忠诚有教养等品质并非白人阶层的专属。
  但摆脱奴隶身份并不等同于逃离掳猎困境。汤森父子获得自由民文书后没有离开曼彻斯特县(以下简称“曼县”),因此仍面临着和罗兰森夫人在掳猎关系中的的“临界”身份状态。斯特朗提出,与主流历史资料所呈现的不同,欧洲殖民者社区和印第安土著部落间的界限是流动、不固定的,掳猎行为则穿越了这一界限(Strong 1999:2)。自从掳猎行为发生以来,在被掳猎者和掳猎之间的就产生了“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trong 1999:2)。伯纳姆援引维克多·特纳的表述将其描述为“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模糊地带”(Burnham 1993:67)。浸染在北美印第安文化的过程中,罗兰森夫人逐渐产生临界的文化主体:一方面它与原生清教社会间的联系日渐微弱,但从未彻底断开(Burnham 1993:67)。另一方面,她逐渐融入印第安人的社区与生活模式、开始部分理解甚至欣赏当地文化,但在新环境中,她还找不到能替代与原生清教文化间纽带的新联系。即使她通过娴熟的编织手艺(生产和交易)赢得在印第安部落的部分经济优势(economic niche)(Kolodny 1984:18),但仍清晰的意识到自身的商品属性(Burnham 1993:67)——印第安人最终会用她换取赎金。琼斯则在蓄奴制框架下,将汤森父子在“临界地带”的体验进行重构,并藉此展开了对黑人自由民——这个内战前美国南部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思考。在约翰逊和罗克看来,内战前的美国南部,“黑人的‘自由’要在白人的监管下才得以实现”(Johnson&Roark1984:xv)。曼县自由黑人的身份文书是由掳猎者们授予的,换句话说,要保证自由,他们必须遵循奴隶主和维护蓄奴制的立法者们构建的社会体系及其运行规则。虽然奥古认为,自由民文书既代表了他的新身份,也是帮助他与新生活建立联系的纽带,使他可以与过去被奴役的状态彻底决裂,但在白人巡逻队员的眼里,他是“一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的黑鬼”(琼斯2010:227)。自由民文书在罗宾斯看来“屁用都没有,它最多只能代表他罗宾斯愿意赋予它的权利”(琼斯2010:155)。法律文书对自由黑人权益保障有限的另一个例子体现在亨利的家庭教师,冯·艾尔斯登身上。她受到巡逻队员的刁难,没去找治安官,而是通过罗宾斯解决问题。在曼彻斯特县,大奴隶主罗宾斯甚至可以凌驾于律法之上。以至于治安官斯奇冯顿都不确定弗吉尼亚的法律是否可以通过文书保障自由黑人的人身安全。“一个生来为奴的人,即使是他有过那么些年的自由,他真的能永远、完全地隔断他身上的束缚吗”(琼斯2010:324)?约翰逊与罗克就曾指出,自由黑人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里的地位“异常尴尬”(anomalous):“黑人就该是奴隶,自由的都是白人”,自由黑人并不是当时南方奴隶制度社区中的“理想人设”(idealizations)(Johnson&Roark 1984:xiii)。虽然自由民文书从法律上解除了汤森父子为代表的自由黑奴的商品属性,但在罗宾斯、斯奇冯顿和巡逻员们所在的白人阶层眼里,他们仍只是可供买卖的物品。古德认为对自由黑奴来说,自我身份的构建是建立在自由与财富结合的基础之上的(Gould 2001:123)。救赎不仅仅在于获得自由民文书,更在于实现对自己身体,家庭和财产的支配权。在蓄奴制的社会背景下,奴隶主们在经济领域的绝对控制权(对财富的占有)和话语权,使得黑人奴隶们争取绝对自由的抗争举步维艰。纵使奴隶可以使用金钱买到名义或身体上的自由,但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奴役者与自由黑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只要奴隶主与奴隶间的二元对立仍存在,束缚就很难割断。在奴隶制度下的掳猎关系中,自由黑人的身份既不属于掳猎者,也在名义上脱离了被掳猎者群体,在缺乏经济支配权和话语权的境况下,生存空间相当狭窄。
  琼斯对自由黑人身份构建困境的思考还远不止于此,既然自由民文书不足以保障自由,那么加入掳猎者群体是否可以获得自由呢?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无疑是“黑人奴隶主”这个对同胞施加掳猎行为的群体,而亨利·汤森本人,恰是书中这个群体的代表之一。如果说在获得自由身之前,亨利人生方向是成为像父亲那样的能工巧匠,在获得财富后,他的目标已经转变为和前主人罗宾斯一样建立自己的“小帝国”。小说中提到:“罗宾斯一直希望创建一个王国,‘在大弗吉尼亚里的小弗吉尼亚’;所以有很多次,当这个白人为创建他的这个王国而奋斗时,亨利是跟着他一起去奔波的。亨利开始了攒钱,这些钱加上他后来从罗宾斯那儿买到手的一些真而八经的财产,就是他成为他这样一个人物的物质基础……是罗宾斯教他懂得了钱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琼斯2010:121)。在印第安掳猎叙事中,印第安人(他者)被简化成为野蛮残暴,头脑简单的族群。但亨利显然不是个“头脑简单”的“他者”。他喜欢弥尔顿和托马斯·格雷的作品,认为《失乐园》中的撒旦也“算是个人物”(琼斯2010:144)。这种刚脱离被奴役状态,转身就对同胞施加掳猎的行为,被母亲密尔德莱德看作是“在被上帝带着走出埃及之后,又回到埃及”。1但老师冯认为亨利是个“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敢于“毅然决然地将后背转给上帝”(琼斯2010:144)。言下之意,这个选择不是对白人主子罗宾斯的盲目追随。皮尔斯认为,剥去宗教、哲学甚至种族观念的外皮,蓄奴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经济行为。蓄奴制度的存在源于其经济上的可行性(Pierce 2007:89-90)。而蓄奴行为的经济本质决定其财富积累的属性,使后者成为当时社会背景下,保障财产甚至自由身份的强力手段。亨利选择成为奴隶主,是出于巩固财富及自由身份的不得已之为:即以经济实力构建新身份。为了构建属于他和妻儿的“小弗吉尼亚”,亨利呕心沥血,却因过度操劳而英年早逝。但他留给妻子儿女的种植园确是他渴望走出“临界地带”、从而与新生活建立新纽带的有力见证。
  但加入掳猎者群体的亨利,找到新纽带了吗?非也,他仍然受制于奴隶制度之下的“双声系统”。柯格尔认为,黑人奴隶主虽然信奉许多白人(奴隶主)群体的观点,但在(白人)社会里仍是边缘人群(Koger 1985:3)。他们的危机来自掳猎模式中“被俘—留居”的双声系统。19世纪以来,部分掳猎叙事转向了“被俘—留居”(卢敏2008:108)的模式。如《玛丽·杰米森的生活记叙》(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Mary Jemison,1824),由白人詹姆士·西沃根据女主人公杰米森的自述撰写。玛丽·杰米森在12岁被掳走,辗转后于塞内卡(Seneca)印第安部落生活,并逐渐融入其中,终生未再返回欧洲殖民者社区。鉴于其特殊的经历,文学和史学界对杰米森自述的文类界定问题颇有争论。除了传统的掳猎叙事文本,该书还直接被看作由美国土著人讲述、白人编辑执笔写就的印第安自传。此外,对杰米森本人的身份定义也存在争议:她究竟是印第安部族的俘虏,还是白肤色的印第安女性。但伯纳姆指出,针对身份的争议,恰恰说明将杰米森及其自述归入确切单一类别的不合理性(Burnham 2001:4)。伯纳姆认为杰米森的身份及其自述处于几个固定类别中流动的中间态;只有揭去附于杰米森身份上的固定标签,才能从其流动及变换的身份中,窥探其自述文本中复杂的双声修辞机制。小说虽以杰米森第一人称撰写,但作者处的落款是白人詹姆士·西沃。虽然在西沃坚称“忠实的记录”(Seaver 1992:37)中,杰米森的穿着举止及行为习惯俨然与塞内卡部族的印第安女性无异(Seaver 1992:55,56),但前者仍在前言中称她为白人女性(Seaver 1992:54),从种族和文化等方面将她与印第安人对立起来(Burnham 2001:6)。第一人称叙事似乎赋予杰米森充分的话语权,但固定的身份标签却抹杀了她身上的印第安属性。这种既赋予又剥夺的双声修辞体系,掩盖了殖民行为不平等的本质(Burnham 2001:7)。
  与杰米森类似,亨利也有着在掳猎关系的对立群体之间转换身份的经历。不同的是,琼斯凸显了亨利在双声系统下进退两难的遭遇,深刻揭露了蓄奴制对黑人奴隶主的隐形禁锢。杰米森的身份虽不为原生的白人社会接受,但她及其子孙在塞内卡部落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被看作是“能干、体面和值得尊敬”(Seaver1992:58)的人。加入奴隶主群体的亨利,不仅为坚决与蓄奴制对立的父母所不容,自我认同也在罗宾斯的双声监控下备受煎熬。罗宾斯虽与亨利关系亲密,但对待亨利身份界定问题却毫不含糊。亨利从罗宾斯处买得第一个奴隶摩西,两人同住棚屋,并在建造房子时扭打在一起。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成为主人的他与摩西有何不同。罗宾斯对此相当不满,并教导亨利要明白“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隶”(琼斯2010:132)。小说详细描写了随后亨利与摩西的互动:
  亨利走过去,夺过锯子,给了他(摩西)一记耳光;摩西的脸上刚感到疼痛,亨利又给了他一巴掌。“你为什么从来不做我要求你做的事情!为什么,摩西?”……“黑鬼,你没有”……他(亨利)低头看了看它(锯子),“去把我的马给我牵过来,”亨利说,眼睛没有离开锯子……又往前走了没多远,他(亨利)听到摩西干活的声音……又往前走了一英里多点儿,鸟儿们的歌鸣就完全取代了后面那个家伙干活的声音。(琼斯2010:133-134)
  琼斯以上帝视角,将亨利向成为奴隶主迈出的第一步娓娓道来。没有直接的心理特写,但亨利的动作、语言及感官已将他内心的挣扎暴露无遗:用自己痛恨的词眼“黑鬼”咒骂同胞,却在发号施令时避免眼神交流,离开后仍牵挂在干活的摩西。在成为奴隶主之初,亨利没有完全切断与原生文化的纽带,被迫与摩西划清界限,拉开了他心中矛盾挣扎的序幕。内心“乱哄哄”的亨利想去父母那里寻找慰藉。但父子俩就此事发生激烈争吵,使本就淡薄的父子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古认为儿子加入掳猎者阵营的举动是不可理喻的,比“砍断他的胳膊和腿”更令他伤心。奥古用拐杖打亨利,要他尝尝“做奴隶的感受”(琼斯2010:148),亨利起身夺过拐杖并折断,说这是“做主人的感受”(琼斯2010:148)。亨利认为折断拐杖,就可以翻身做主人;积累了财富,就可以当不一样的奴隶主,“一个上帝一直想要的那种牧羊主……给奴隶提供良好的食物,不用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在田里干活的时间又短又愉快”(琼斯2010:191)。但在当时蓄奴制的现实下,奴隶主的身份反而成为另类的枷锁。亨利创造不了新路径,只能沿着罗宾斯,或者说蓄奴制设定好的路线,成为残暴压迫同胞的掳猎者。当黑奴埃利亚斯逃跑被抓回后,亨利没有宽恕,而是找人割掉了他的部分耳朵。有评论认为罗宾斯将亨利培养成“无法超越蓄奴制的黑人奴隶主”,是为了给他的“两个黑肤色孩子将来在那不公平的社会中”找个“同种族”的伴(琼斯2010:410)。在笔者看来,罗宾斯对亨利的帮助是变相的掳猎:表面看,他给予亨利主人身份和经济实力,但实际剥夺了他跳脱出蓄奴制度,获得像父亲那样构建独立人格,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罗宾斯的给予其实是隐形的牢笼。亨利为获取自由所做的努力,却巩固了蓄奴制,将身上的绳索越扎越紧、画地为牢。
  小说通过矛盾的集中爆发,凸显亨利在“双声系统”监控下的人格分裂及孤立无援。这也是黑人奴隶主这一特殊群体身份构建困境的缩影。他们对蓄奴制下同胞奴隶的悲惨遭遇有切身体会,却为了维护奴隶主身份,不得已用残暴手段压迫同胞。同为黑人奴隶主的卡尔文在小说结尾信中,描述自己在华盛顿面对自由黑人的窘迫便是对亨利式困境的呼应。他在身体上脱离曼彻斯特县,但精神上仍然带有“对被解放了的人的恐惧”(琼斯2010:393)。尽管在家乡时,卡尔文反对蓄奴,但真正面对“同种族的”(琼斯2010:394)自由黑人时,他摆脱不了奴隶主身份的桎梏,不自觉站到了同胞的对立面。黑人奴隶主们在用经济手段获得并巩固自由身份、避免奥古式悲剧的同时,却被奴隶主的身份禁锢,继续遭受蓄奴制“双声监控”下隐形的掳猎。

  4 精神掳猎与救赎——信仰的崩塌与重建

  《已知的世界》除了再现黑人族群在奴隶制度下积累财富,争取自由的救赎过程,也通过精神救赎层面的反转,实现了非裔掳猎叙事中的身份建构。对印第安掳猎叙事中的新殖民者来说,被俘的经历是一场双重考验:既是摆脱身体束缚的历险,也是一场在荒野中克服内心原罪的精神试炼(Slotkin 2000:94)。如果说掳猎叙事被当作民族人种志文本、警世故事及政治宣传的工具,其中的精神自传成分则是指引个人行为和道德修炼的工具(Pierce 2007:93)。但斯特朗认为,掳猎叙事存在选择性甚至霸权性(selective or hegemonic)传统。这种传统通过压制掳猎行为中各群体的多样性来实现,尤其是将殖民者的身份简化为被掳猎者(Strong 1999:22),助长了欧洲殖民者在身份构建方面的话语优势。
  玛丽·罗兰森夫人在被印第安人掳猎过程中意识到自己从前在精神修炼方面的懈怠,将她的被俘看作上帝赐予的考验和历练。由此她的自述同样被看作殖民时期白人女性精神修炼的自传(Kolodny 1984:17)。但博克维奇认为,虽然清教徒的精神自传文学试图以“每个人诚实讲述的经历”展现“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但最终作品却呈现相反的结果:自我非但没被释放,反而被(精神修炼中的)检视限制甚至压制。而要实现自我,就必须臣服于超越一切的绝对存在(Merrim 1999:145)。《已知的世界》中,琼斯就以白人治安官约翰·斯奇冯顿的例子打破了白人在精神世界道德修炼和自我救赎方面的优越感。约翰是虔诚的信徒,圣经不离手。甚至在连死亡瞬间,他灵魂都要拥抱圣经。内战前的曼彻斯特县,黑人与白人、奴隶主与奴隶阶层间的矛盾愈加尖锐与复杂,约翰身陷风暴中心,周旋于各阶层,疲于应付。对待蓄奴问题,约翰很矛盾。他遵从梦中上帝的指示,曾发誓绝不拥有奴隶,其工作职责却要求他维护奴隶主们的统治。约翰坚信自己的灵魂属于上帝,只要坚持虔诚的祈祷,一定会得到救赎。约翰还将富兰克林作为偶像(琼斯2010:40),立志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他的信仰在现实中被禁锢甚至丢失了。这表现在他履行工作职责与遵循神谕的矛盾纠葛中优柔寡断、亦步亦趋。小说末尾,他终于打破桎梏,决心在礼拜日抓捕逃亡奴隶摩西,却不幸死在堂弟康塞尔的枪下。2他的悲剧结局是对他生前将《圣经》视为精神寄托的巨大讽刺。约翰看似虔诚,但在现实中却屈服于蓄奴制控制下的人间律法,即使不断通过《圣经》寻求精神慰藉,也无法救赎自己分裂的灵魂。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他和亨利一样是失败者。两人都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摆脱模糊或分裂的身份建构,但在蓄奴制度下,两人的努力都没换来理想结局。
  约翰·斯奇冯顿自我救赎的失败,是小说中白人阶层优越道德形象崩塌的缩影。印第安掳猎叙事中,新殖民者标榜自己为文明和秩序的传播和维护者;其建立的殖民地是上帝护佑的区域,秩序井然,是蛮荒地中道德的前哨(Pierce2007:88)。印第安人则被贴上“蒙昧未开化”的他者标签:对来自欧洲大陆的开拓者实施野蛮的袭击和掳猎。有学者认为,这仅仅是新殖民者利用叙事和文字来抑制内心野蛮的修辞手段:他们将野蛮投射到被认定为粗野且不谙神谕的印第安“他者”身上,再通过绝对的二元对立,为自身建立起道德优越感(Strong 1999:1)。而《已知的世界》中,似乎正是这块“上帝选中的土地”带来了道德秩序的崩塌。包括斯奇冯顿在内的白人或道德堕落,或固守教化、囿于陈规。而在白人传统观念中蒙昧无知的“他者”黑奴们则在白人道德秩序的废墟中,展示了非裔美国人群体对精神救赎的现实理解:他们的救赎来自现实生活,而不仅是文字或言语训导。黑奴斯坦福一心想找个“年轻女孩”,相伴在“奴隶制中生存下去”(琼斯2010:217),无奈屡次受挫。为了摆脱心中对孤独终老的恐惧,他尝试过通过默念“耶稣”得到解脱,但并未化解痛苦。在一场雷暴中,他一心求死,死亡却降临在两只乌鸦上。斯坦福在乌鸦的“葬礼”中获得灵魂新生:“他(斯坦福)拣起一些蛋壳,把他们塞到两只鸟的左翼下面。当他把这些干完时,地面张开了口子,把两支鸟吞了进去。他号哭起来”(琼斯2010:218)。超现实的场景描述,使乌鸦葬礼产生了灵魂重生般的仪式感和象征隐喻。斯坦福在这场仪式中顿悟,摆脱浑噩状态、燃起了生存斗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他在获得自由后,建立“黑人孤儿之家”(琼斯2010:218),将对生活的热情传递给同胞和子孙后代。正如琼斯在接受采访中所说:“蓄奴制侵害了每一个人,有的人能够超越;而有的人却被压垮了”(琼斯2010:402)。小说除斯坦福外的许多黑人奴隶如艾丽斯、普丽茜拉、罗泽塔、埃利亚斯、塞莱斯特、戴尔斐及密涅瓦等人,都在残酷的压迫中生存下来,并在蓄奴制消亡后获得涅槃般的新生。他们在蓄奴社会体制之外,构建起汤森父子奋斗一生都未找到的新纽带和新自由。

  5 结语

  作为在美国特定历史时期下产生的文学形式,非裔奴隶叙事和印第安掳猎叙事在发生机制上都共同包含了跨越地理及文化边域,被迫接受异族文化的体验(Campbell 1998:6)。在《已知的世界》中,琼斯“超越了前辈们的视野”“把触觉推进到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深处”,挖掘人性的复杂与矛盾(琼斯2010:410)。小说探讨的不仅是蓄奴制度本身,而且是美国特定历史时期下,两个文化,生活模式甚至信仰迥异的族群,在掳猎模式下发生碰撞,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或融合。印第安掳猎叙事中,该冲突主要在被俘白人身上集中体现。琼斯则通过更为多元的冲突设置,揭示了蓄奴制度对非裔族群乃至部分白人阶层从身体到精神、信仰到灵魂的多重禁锢甚至扭曲。在对“掳猎——救赎”元素的再现与改写中,小说从非裔族群的视角,实现了对白人“大写历史”中选择性霸权与一元价值观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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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Taylor,Yuval.1999.I Was Born a Slave:An Anthology of Classic Slave Narratives.Chicago:Chicago Review Press.
  [19]Wu,Ting(吴婷).2016.The lost and reconstructed home:Space metaphors in The Known World.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7):57-61.[2016,家园的失落与构建--探寻《已知世界》中的空间隐喻.《长春大学学报》第7期:57-61.]
  [20]Zabelle,Kathryn.1998.The Indian Captivity Narrative:A Woman’s View.New York:Penguin Group.

  注释
  1该典故出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2关于康塞尔的堕落历程、艾丽斯通过壁挂实现自我建构,及二者行为背后的空间隐喻,可参见吴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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