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典籍探析古希腊“凯洛斯”范畴中“适时

语言论文 2020-04-24 09:48123未知xhm
  摘要:“凯洛斯”(kairos)是西方古典修辞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概念,时至今日仍有广泛的运用价值。“适时”和“适度”是该范畴中的两大基本要素,然而实现两者的相关具体准则尚待明晰和细化。本研究通过考察先秦代表作《周易》《鬼谷子》和《孟子》中的相关要语,对体现“适时”和“适度”这两大要素的细则进行阐发。我们发现“适时”有赖于(审时度势的)观察力、(判断利弊的)预测力和(应时而动、察危而阻的)行动力;“适度”的把握则应具备调整力(调至适度)、维持力(保持适度)和制止力(制止过度)。这些建立在我国典籍语料考察中的发现不仅检验了“凯洛斯”这一西方学术范畴的普适性,更为其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探明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拓展源于西方古典修辞学范畴的实用功效。
  关键词:凯洛斯; 适时; 适度; 《周易》; 《鬼谷子》; 《孟子》;

  1引言

  希腊语“凯洛斯”(kairos)语义复杂,可以指涉“适时”“适度”“适景”“机会”“场合”“论据的适合性”等诸多方面,在其他语言中无法找到对应词。然而,“凯洛斯”是西方修辞学中一个极为特殊而重要的范畴。古希腊的高尔吉亚(Gorgia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亚里士多德等修辞学大家都对其青睐有加。声望卓著的智者高氏不仅将其修辞理论建基于“凯洛斯”,而且淋漓尽致地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即席演说中。其追随者伊索克拉底则以“凯洛斯”确立了上乘言说的三大标准:“所说的话与所处的场合相适配、文体风格恰如其分、表达独具匠心”(刘亚猛2008:45),还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大领域的讨论中。亚氏的“凯洛斯”意识及其应用充分体现于《修辞学》这部巨作中,细察其“修辞”定义(“在任何具体情形中都能发现可用的说服方式的那种能力”,参见袁影2017:25),分辨其议政、庭辩、仪典三种演说,领会其逻辑、人格、情感三大说服诉求,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或明或隐的适景、适时、适度等印迹(Kinneavy&Eskin 2000)。对“凯洛斯”范畴的关注并不止于古希腊,专集《修辞学与凯洛斯:历史、理论与实践》(Sipiora&Baumlin 2002)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重视和演变发展,也呈现出文学、艺术、宗教等各类作品中“凯洛斯”的实际运用。近年来“凯洛斯”的应用性研究发展迅猛,已进入教育、政治、商业、科学等诸多领域考察者的分析视野(Stephenson 2004;Brathwaite 2010;Betzer 2016;Derbez2018;Gahinet&Cliquet 2018),但“凯洛斯”语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往往造成应用分析不够具体和深入。我们发现择其基本语义要素,借鉴先秦三大典籍(《周易》《鬼谷子》《孟子》)中的相关要点,从而探求体现“凯洛斯”基本要素的具体实现准则,可以推进中西互鉴、古为今用。

  2“凯洛斯”的两大基本要素:“适时”与“适度”

  考察已有代表性论述,围绕“凯洛斯”的所含要素可谓众说纷纭。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在其《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中提出,“遵守适度,适度(proportion/kairos)是一切事情中最为重要的”(Liddell&Scott1968:859)。《伊索克拉底文集》(Isocrates 2000)中的“凯洛斯”概念涉及到“情景”(circumstance)、“场合”(occasion)、“时机”(right moment),以及“机会”(opportunity)和“危机”(crisis/emergency)等多个语义要素。西塞罗及其追随者则视顺应习俗与期待的“合适性”(propriety)为“凯洛斯”的核心所在。现当代研究者继续这一范畴的要素探讨。Butcher(1904)声称“凯洛斯”涵盖了以下具体要素:“适时”“适当的季节”(due season)、“场合”“合适”(appropriate)、“有利时刻”(the propitious moment)、“即现场景”(arising circumstances)以及“机会”。Sipiora(2002)则发现,在传统修辞学中“凯洛斯”除了“时机/适时”这一核心要素外,“对称”(symmetry)、“场合”“适度”(due measure)、“合适”“机智”(tact)、“礼仪”(decorum)、“便利”(convenience)以及“均衡”(proportion)等都可纳入其概念语义中。因发表“凯洛斯:一个古典修辞学中被忽视的概念”(Kinneavy 1985)而备受赞誉的美国修辞学家James Kinneavy对这一概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注。其后续研究“古典与现代修辞理论中的凯洛斯”一文,在考察了西方修辞学史上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相关论述后,将“凯洛斯”定义为“行事的恰当时机或行事时适合的度”(Kinneavy 2002:58),并明确指出“适时”(right timing)和“适度”(proper measure)为“凯洛斯”的两大基本要素。
  基于以上追溯,比较而言,可以认定:“适时”和“适度”是“凯洛斯”范畴中的两大关键要素,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关于“适时”或对时机的把握,根据《伊索克拉底文集》(Isocrates 2000)和坂本墩子《抓住时机的人错过时机的人》(坂本墩子2009)中的相关论述,可将其总结为三个准则:观察力、预测力和行动力,但其具体细则有待深入。而关于“适度”,明确的准则划分暂付阙如。“适时”和“适度”无疑均有跨文化性,与古希腊几乎相对应的先秦时期典籍中有关言语表达、接人待物、为人处世等方面就极为丰富地体现了对这两大问题的关注和论述;然而,其中要则尚待深入挖掘和提炼。受启于“中西‘时机’观考辨——《论语》与《伊索克拉底文集》比较”(袁影2016),本文选择先秦三部典籍,即《周易》《鬼谷子》《孟子》,来考察“凯洛斯”范畴中“适时”和“适度”的具体准则,以求丰富或细化这一范畴概念的内涵,增强其当代的适用性,同时探索中西比较修辞研究的有效路径。

  3三部先秦典籍中的“适时”与“适度”

  为提炼《周易》《鬼谷子》和《孟子》中对实施“凯洛斯”所含“适时”与“适度”两大基本要素的具体准则,我们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版本《周易》(引文来自杨天才2016)、《鬼谷子》(引文出自许富宏2018)和《孟子》(引文取自杨伯峻2018),逐一分析如下。
  3.1“适时”
  三部先秦典籍都论述了“适时”的重要性。《周易》贵“时”,可见于人际交往、言语谈吐、社会变革等方面;《鬼谷子》则就游说、结交、谋略等展开了关于“时”或“机”的讨论;《孟子》的“时机”观主要体现在自然之时、命运之时以及社会政治之时几大方面。“适时”的具体准则可分为:观察力、预测力和行动力。
  “观察力”是三大典籍中体现“适时”要素的一大亮点,强调“审时度势”这一具体修辞细则,可视为适时之首要准则。
  《周易》(包括经/卦爻辞和传/十翼)中有多处与此适时细则相关。《乾》卦()中的“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该爻辞中的“或”有不确定之意。《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这里的“疑”并不是犹豫不决,“而是审时度势,待机奋进”(黄寿祺、张善文2001:4)。“或跃在渊”是说此时,龙或是跃起或是在渊,都要考虑时的问题。当时机不成熟时,要待时而出,时机成熟时,依时而动,如此才能做到“无咎”,没有灾祸。而《需》()的卦辞、彖传、象传都典型地体现了审时度势这一细则。据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被誉为最权威注本),“需卦提出一个极重要的人生与政治的哲理:无论国家或个人,遇险陷在前,要审时度势,该前进的固然应前进,暂时不该前进的,则要容忍待时,万万不可急躁骤进,否则必败”(金景芳、吕绍刚2013:64-65)。《系辞下》涉及《解》卦()上六爻时则提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这段话中孔子告诫君子要做到能屈能伸。形势不明朗时,君子应当“藏器于身”,提高技能,锻炼本领,此即屈。“待时”也并非静默地等待,而是随时观察情势走向的同时,还能预测下一次大展拳脚的时机会于何时到来,如此才能提早准备,一举得中,此即伸。
  《鬼谷子》对这一细则也有充分体现。如首篇《捭阖》中“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主要是指在游说中必须预先仔细审察对方的变化,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开启(表达)还是闭合(沉默),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应对是适时而契机的。又如第三篇《内揵》中“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此即强调向君主进献计谋要根据实际情况,揣摩时机是否适宜,审时度势,暗中揣测其心意、想法并设法迎合。再如第四篇《抵巇》中的“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大意是指世道太平就隐居,世上出现“巇”/裂缝就出来为之谋划或“抵”/弥补,这里典型地体现了救治世道、为天下谋者也需首先善于审时度势。
  《孟子》相关此细则尤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公孙丑》。如上篇中,孟子引用齐国俗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意为纵有聪明,还得趁形势;纵有锄头,还得待农时,以此说明经由审度时势,他得出如今正是齐国推行仁政的大好时机。而在下篇中,孟子未得志离开齐国时分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大意为:每过五百年定有明君出现,随之必有辅助之臣,周朝以来已七百多年,论时势,正该圣君、贤臣出世之时;现在上天没想平治天下,因而我无法施展,上天如要平治,那我就当仁不让。这段话体现了孟子很强的审时度势意识:对挫折的时势分析以及待时而动的积极准备。
  “预测力”是“适时”的又一前提条件,据三大典籍,指要能看清“顺时”和“逆时”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顺时”,即顺应时机,抓住时机。《周易》中的《豫》卦()充分反映了这一修辞细则。彖传上说:“顺以动,豫。豫顺以动”即反复强调“动必以顺为前提……‘顺以动’才得以豫(安逸和乐)”(金景芳、吕绍刚2013:122)。《鬼谷子》中《忤合》篇也典型地反映了此细则:“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这里“天时”特别指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圣人的明智之处在于能够顺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适当时机,估量自己的才智和能力,以此判断所做需多还是少,并随时变化自己的决策,进而成功驾驭对方。顺时细则还体现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为王解惑时的建议:“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和“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则揭示了抓住“自然之时”的益处。农作物有农时,动植物有生长期,只有遵守了他们的生长时令,尊重自然天时,才能获得丰富的自然资源。
  “逆时”,指违背时机,或忽视时机而提早行事,或错过最佳时机。上述《周易》中《豫》卦的彖传在强调“顺以动,豫”的同时也含有“若逆乎天理、人心、规律,轻举而妄动,事情没有不败坏的”(金景芳、吕绍刚2013:122)。《无妄》卦()对此也有典型体现,如象传对其上九的解释:“‘无妄之行’,穷之灾也。”,即行不顺时,则会遭遇灾祸。《鬼谷子》更多是从“仓促行事”方面讨论忽视“时机”的后果。《反应》中认为知彼建立在知己基础上,因此“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表明如果在己方未定的情况下仓促行事,就无法查明对方实情,做不到知己就无法实现知彼的目标。《内揵》中“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此处强调要等到得知对方实情后才能进献计谋;没有找到与君主的共通之处仓促行事会遭到排斥,没有得到实情就实施劝说则会遭受否定。而《孟子·离娄上》中乐正子来齐国不先去拜见老师孟子,还以“舍馆未定”为理由,没有意识到适时见师的重要性,耽误了佳期,因此孟子发出了质疑:“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可见,错过最佳时期也是逆时,同样会带来不利后果,在预测时也需有所意识以避后患。
  “行动力”是“适时”的成功落脚点。三大典籍有关论述都提示人们要“应时而动”,同时还要“察危而阻”。
  《周易》的《大畜》全卦()即关涉何时该动、何时该止。“应时而动”典型地体现在其九三与上九两爻:“志合道同,知时之宜进而进,进则如良马驰逐,但顺有所限制,不可锐于进”(金景芳、吕绍刚2013:182),意为此两爻,“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以及“上九,何天之衢,亨。”因均是阳刚之爻,便志同道合力求上进,但同时也提醒要戒慎而行,隐含了“察危而阻”。体现及时采取行动的典型论述还见于《革卦》()。如“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其中“已日”是说变革前要有一个过程,让大家循序渐进地接受变化,“使革的形势达到成熟,不革人们便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程度”(金景芳、吕绍刚2013:304),此时便不能一拖再拖,应当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进行变革,如此便吉而无过了。《鬼谷子·内揵》中向君主进献计谋时说:“方来应时,以合其谋”,即游说君主时己方先暗中考虑是否可行,一旦君主对自己的言语给予回应,就要立刻行动进献计谋。《鬼谷子》中《揣篇》具体说明了在什么时候展开什么样的行动:“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大意是,测探对方的隐密实情,必须在他最高兴或最恐惧的时候去见他,因为当对方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时,其内心真情就会显露。“应时而动”这一细则在《孟子·公孙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孟子谈到诸侯卿相应当实行仁政,如果他们厌恶由不仁之政导致的屈辱,那么就应当以德为贵,尊敬士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即任用有德有才之人,使得国家无内忧外患,这时,就应当趁此机会,修缮政治法典,如此一来纵然是强大的邻国也会对它心生畏惧了。
  几部典籍中也有语篇劝诫人们:一旦发现事情有不好的征兆或苗头时,应该及时制止。《周易》中《大畜》尤其关注何时该止,如“初九有厉,知难而止。九二得中,能脱輹而自止,知时之应止而止”(金景芳、吕绍刚2013:182)。即该卦的此两爻虽均为本性好动的阳爻,但都因察觉到上面阴爻的阻碍而能适时采取自止的上策。《系辞下》也有相关论述,“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里孔子是想劝诫人们,与上交往可以恭敬但不尽于谄媚,觉得露出谄媚的苗头时,就该戛然而止;与下交往可以平和但不应该轻慢,察觉有轻慢的迹象时,就该及时制止。君子应发现问题及时行动,绝不拖到明天。《鬼谷子》中的《抵巇》也提供了相关论述。“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强调当小裂缝刚出现某种征兆时,就应立刻采取措施加以对应处治:或堵塞、或平息、或消除,这样才能及时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孟子》相关此细则代表性的有《万章下》中孟子对孔子的评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意为孔子会根据当下情势所需而适时采取相应行动。虽然表述中只提及一个方向,其反向(慢、短、不处、不仕)自然也包含在内;赵岐在《汉语大字典》中将“孔子,圣之时者也”注解为“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徐中舒1986:1505),也说明孟子此话应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时止则止”即相当于“察危而阻”。
  总而言之,“适时”的下属准则“观察力”要求“审时度势”,即适宜时间未出现时,人们需耐心等候,在等待中观察形势变化,捕捉最佳时机。“预测力”要求看到“顺时”之利和“逆时”之弊,既认识到抓住最佳时机的益处,又能看到仓促行事或错失时机的后果,对此两方面的准确预测是人们有效行动的前提。“行动力”要求“应时而动”和“察危而阻”,即当最佳时机到来时,就该立刻着手行动;而当危险或不良征兆显现时,则需马上采取制止措施。
  3.2“适度”
  三部先秦典籍亦不乏有关“适度”的论述。《周易》贵“中”,如清钱大昕所言,“《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钱大昕1989:39),可见全书富含有关度的适中论述,尤其在如何祭祀、益人,怎样节制等方面均体现了凡事适可而止,过度就会生“悔”。《鬼谷子》则较多涉及个人发展、言语修辞、行为交往、游说技巧等诸多方面的适度问题。《孟子》中的“适度”主要体现在为人处事和道义原则等方面。与实现“适时”的三准则(“观察力”“预测力”和“行动力”)相对应,我们在考察了《周易》《鬼谷子》和《孟子》中的相关要语后,提炼出实现“适度”的三个要则:“调整力”“维持力”和“制止力”。
  “调整力”是三部典籍对“适度”的首要关注点,即“度”在具体的“时”下如未达至适合,需对其进行调整、修饰或增强。
  《周易》中相关此力最具代表性的似为《损卦》()。尤其体现在彖传对此卦名的解释中:“……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是用享祀之礼的损益(最多八簋,最少二簋/盆)来说明应随“时”调整以达适度;强调祭祀时关键在诚敬,供礼的多少需“看准时候,时当损则损,时不当损则不损,时当重损则重损,时当轻损则轻损……或损或益,或盈或虚,都依时而定”(金景芳、吕绍刚2013:257)。《乾卦》也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调整力准则,如“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意为,虽然九二爻时,龙已离开潜伏之所,出于地面,但到了九三这一爻,龙仍处于多凶之地,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尚未达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刚健中正的状态,所以需要继续乾乾不懈,不间断地奋斗。孔子在《文言》中解释九三这一爻时说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是说处于九三爻时,君子应当不停奋斗,即进德、修业,做好内心的修养,并将其展现于外。进德之重在于“忠信”,不自欺,天天进步必须是真实的。修业始于“修辞”,因为言语最易为人轻视。但如果能做到心口如一,从言语做起,便能守住所积累的进步,进而达到不骄不忧的境地。
  《鬼谷子》中亦不乏相关论述。《忤合》写到:“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这里表明运用忤合之术,要先衡量自身能力,对自身有正确认识,如果某个方面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就需努力加以调整改善,否则就不能纵横天下。在言辞表达方面,《鬼谷子》也作了相关阐述。《权篇》中“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讨论了“饰言”,即语言修辞问题,通过对文辞的增减,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实现游说目的。其《本经阴符七术》中的“益之损之,皆为之辞。”也指出通过增减来修饰言辞,使其适合表达。
  《孟子》则有“度”的增强问题。在《离娄上》篇,孟子谈到自我反思时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意为,爱别人而不被亲近,那要反问自己仁爱够不够;管理别人但效果不好,要反问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够不够;以礼待人却得不到相应回答,要反问自己够不够恭敬。孟子借助这三方面来阐释一个道理:如果行为得不到预期效果,都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检查自己努力程度够不够。《尽心上》中,谈到君子志学的问题,孟子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即潺潺流水直到将洼地灌满才不再向前奔流,同流水一样,君子志学也当不断努力,达到一定阶段,取得一定成就,只有如此才算达到通达的状态。
  “维持力”是把握“适度”的又一重要准则。三部典籍均认为人们行事做到“适度”时,要不受影响保持原态。
  维持适度即为中行或守中,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周易》的核心思想。“中”在其经和传中主要关涉两大紧密相联的涵义:端正/正确;适度/无过无不及。《易》卦的各爻往往显示了对“中”或偏离(如初爻与上爻)或行守(如二、五中位)所带来的危患或吉利之情形,告诫人们要努力“时中”,正如程颐《易传序》所言,“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颢、程颐1981:689),“道”,应指正而合度的“中道”,可视为“中”的同义词。“中行”,即保持适度,于《益卦》()体现尤为明显。可以说此卦的六爻都关涉了中行问题,而以爻辞里的六三“有孚中行”、六四“中行”以及上九“莫益之”最为典型,前两爻强调利益人仅有诚心还不够也要行守中道之德才能真正利益各方;处于《益》极端的上九,则意为“求益过甚而无厌,结果走向反面,不唯不能受益,反而必遭损”(金景芳、吕绍刚2013:267)。这些都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守中的重要性。此外,《需卦》《比卦》《履卦》《临卦》《家人卦》《旅卦》等也均十分强调“行中”,即中道或适度的维持。据徐惠如(2006),《周易》谈“中”之处约有137,无“中”字的卦只有八处。
  《鬼谷子·捭阖》中,“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一语引出了开展捭阖之术的精华:除了周到和严密外还要注意隐藏,而隐蔽的最佳效果就像“道”一样微而不显,要坚守住这种隐蔽的程度。最后一篇《中经》中“行不淫僻,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之。”旨在约束个人,因为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声音、体态容貌等信息可推测他的内心世界,所以要想言语和行为中不出现漏洞,与人交往时行为始终不能过分、不能越轨,要恒以道德来规范和约束自己;一切活动要满足适当原则,做到并保持刚好合适,不可超出这个度。此外,《权篇》《谋篇》等对保持适度准则也均有体现。
  《孟子》相关此则集中体现在《尽心上》中。在提到君子的本性时,孟子认为,君子的本性不在居天下中央以安抚万民而在“仁义礼智根于心。”“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意为君子的本性,即使他的主张通行于天下,也并不因此而增加;即使困窘隐居,也不会因此而减损,这是因为他的本性已经树立牢固,无法动摇。对适度或标准的保持也反映在了该篇近尾处的对谈中。当公孙丑问孟子可否把道的标准降低以使人人都能求道时,孟子回答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他坚持道有一定标准,不能降格以求,如同高明木匠不能因为懒惰愚笨的学生而改变或放弃准则,羿不会因为拙劣射手而改变拉满弓的标准。而该段最后的“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中道而立,言其非难非易。能者从之,言学者当自勉也”(朱熹2011:339)。这里又表明教育也要行中道、保持适度。
  “制止力”也是实现“适度”不可或缺的准则。三部典籍均告诫人们,发现越矩、越度等迹象时,要马上停下来或及时制止。
  《周易》中关于制止过度最典型的莫过于《节卦》()。其卦名“节:享。苦节,不可贞。”即充分反映了这一细则。据《周易全解》此卦名含有两层要义,前半部分意为“做的是当做的好事,而且已经做到相当充分的程度,却又善于节制,适可而止,不使过分,这就是节。做事能做到这种地步,享是没有疑问的”(金景芳、吕绍刚2013:366)。后半部分则指出“节”本身也要防止过度,过了就成了“苦节”而“不可贞/长久”。典型的还有《大畜卦》中的“初九,有厉,利已。”意为事情出现危险时,停止不做是有利的,此处的“已”即为“停止”;其后,“九二,舆说輹。《象》曰:‘舆说輹’,中无尤也。”指的是车子脱去轮輹不前行,这里是告诫人们虽然有勇有谋,但也要警醒自身,不能贸然前行,而要居中不躁进。《损卦》也很有代表性,如“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此爻是说作为下属,不应当居功自美,事情做完了就应该迅速离去,不居功,就无祸端(金景芳、吕绍刚2013:258);否则,若沉溺于得意,便不符合为下的本分。此外,《乾卦》《屯卦》《坎卦》等也含有防止过度的告诫。
  《鬼谷子》中亦不乏针对过度行为的警示。如《摩篇》首段中“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窌、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摩”,本意为切磋、研究,可指探测对方心理的一种方法,这里指出运用“摩”关键在于隐蔽。己方成功探测对方实情后,应暗暗离开。“塞窌”即堵塞漏洞,“匿端”即藏匿头绪或原貌,“隐貌”即隐蔽己方外在表现,“逃情”即隐藏己方的内心真情,皆告诫己方要做到对方和他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和心理,这样事情办成功了,也没有留下后患,自己全身而退。如果己方成事后过度运用“摩”,由于对方心理比较警惕,己方不小心就会暴露。较为典型的还有《中经》篇里“却语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动以忌讳,示以时禁。其人恐畏,然后结信,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指出言语过多会被人察觉漏洞,转而被人利用,为其服务;就察漏者而言,在利用对方这一缺陷使其恐惧后要“以诚信来结交他,让他安心,同时要收住话头,把刚才使用的却语之术收藏起来,慢慢地退出不再使用了”(许富宏2018:228)。
  《孟子》中相关“制止力”准则的内容更为宏观而富有辩证意味。如《公孙丑上》中孟子在回答公孙丑问话时讲到思想意志与意气情感的关系处指出:“‘持其志,无暴其气’。”可理解为,思想意志应是意气情感的统帅,但意气情感也会影响思想意志,故不可滥用意气。此处旨在说明人们的意气情感要止于一定的程度,切不可超出这个标准而害了思想意志。《告子上》中这一制止力准则还从根本上体现了孟子的价值取向。谈到“生”与“义”的取舍时,他说,“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所看重的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义”,所厌恶的是比死亡更严重的“不义”;并认为由于心中存“义”,人们就不会为了活命而不择手段,也不会为了躲避灾祸而为所欲为。“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如果说《周易》强调“有孚”/内心诚信即能合乎中道,那么孟子可谓指出了制止过度或克制自身而不恣意妄为的又一根本方法:秉持正义(道义或风骨)。
  对《周易》《鬼谷子》《孟子》中有关“适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调整力”要求未达到合宜时需尽力调整,以达至令人满意的“度”;“维持力”要求在实现了“适度”时,需做好维持工作,让这个“度”始终停留在最佳位置;“制止力”则要求对过度或越矩行为立即制止以避祸患。
  3.3“适时”与“适度”的修辞准则框架
  至此,本研究明确了“适时”三准则中的具体细则:观察力(审时度势)、预测力(判断顺时逆时之利弊)、行动力(应时而动和察危而阻),也总结出了实现“适度”的三大要则:调整力(调至适度)、维持力(保持适度)和制止力(制止过度),因而较为完整地构建了“凯洛斯”两大基本要素的实现准则框架:
  图1“凯洛斯”构成成分
  
  以上为了方便应用,我们对两个基本要素的实现准则分别进行了提炼、阐述和呈现。实际上,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适时”下的行动力与“适度”中的制止力显然是难以截然分离的;同样,调整力一般也需以观察力为前提;两大要素内部各力之间的亲密关系则更为明显。然而,这是范畴分类体系中的常见现象,因为所有的子类均来自同一个母体,它们的相似与相联就自然而然了。尽管如此,这一“凯洛斯”基本要素框架体系应有助于我们较以往更为清晰地认识“适时”与“适度”的实现要则,在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修辞实践时更易于产生“时”和“度”的自觉,因而也更能作出契合时机的应对。

  4结语

  “凯洛斯”是西方修辞学中十分重要却又难以把握的范畴。本研究聚焦于其两大基本要素——“适时”和“适度”,通过对三部先秦典籍《周易》《鬼谷子》《孟子》的相关要语解读,一定程度上细化了“适时”的已有三大策略,并首次提炼出把握“适度”的三个相应准则。限于篇幅及我们目前的研究能力,对这几部经典的相关考察还远不够全面、对相关要语的解读也远不够深入。但这些建立在我国典籍语料基础上所发现的准则,不仅检验了“凯洛斯”这一西方学术范畴的普适性,更为丰富和发展其内涵探明了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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