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修辞理论的不同及其跨文化交际困境

语言论文 2020-03-06 17:10120未知xhm
摘要:中西方话语互动存在不对称的现象, 从中西方修辞差异的角度探究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带来的交际障碍, 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修辞意识, 既能读懂话语背后的动机, 又能利用西方修辞策略说服对方, 扭转话语互动的不平衡。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中西方修辞; 修辞人格; 事实; 受众;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Miscommunication Based on Rhetor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bstract:There exists asymmetr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discourse interac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o as to enhance the rhetoric awarenes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ors can therefore not only grasp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discourse, but also persuade others with western rhetoric strategies, in this way, it may reverse the imbalance between discourse interaction.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日益彰显了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伴随着愈来愈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交际障碍也随之日益突显。Dodd认为,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会使得交际双方产生心理对抗,从而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1]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时,由于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个人价值观、个性、宗教等多种因素影响,会产生文化冲突,进而影响双方的交流。
 
       一、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目前,国内的跨文化交际障碍研究主要是在语言交流层面,且以英汉语言现象对比为主。[2]中西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背景的差异常被用来解释跨文化交际障碍。例如,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中国人很重视家庭观念,而西方主张的是个人主义、崇尚自由,这一显着的区别很容易给跨文化交流带来困难甚至误解。又如,中国人倾向于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而西方人则喜欢直截了当地交流。中国人可能会不习惯西方人的直接,而西方人则可能猜不透中国人的委婉。再如,相较于开放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偏内敛和保守;西方人重理性,偏理性思维,而中国人重人情,偏感性思维。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加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话语交流上的误解。
 
  因此,当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微观层面描述语言差异。虽然研究对比了英汉语言现象,有利于我们更好、更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图和要传达的信息,但这不是成功的交际,真正的“交际成功”应该是听话人能够按照说话人的意图行事,[3]这才是交际学关注的焦点,即话语的效果。之所以存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障碍,正是因为中西方话语互动上存在不对称现象。那么从话语效果这个宏观层面探究其交际障碍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二、以话语效果为关注点的西方修辞学
 
  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科,西方修辞传统上一直被等同于“言说的艺术”或者“说服的艺术”。[4]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说服手段的能力”。笛卡尔、培根等理性和科学时代的代表人物承认,修辞是言说和交流———即在真实社会生活环境中有效应用语言———的艺术。[5] (P2) 刘亚猛对西方修辞的定义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 (the practice of influencing thought, feelings,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rough symbolic means) 。这都说明了西方修辞学关注话语是否有说服力,即话语的效果,这也正是文章从修辞的角度分析交际障碍的原因。
 
  西方修辞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地中海的西西里岛,最初是通过增强演说口才及论辩能力来获得其政治利益,为的是达到说服民众为其投上支持的一票的话语效果。公元前4世纪,希腊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那克西米尼提出了一系列系统化和多元化的修辞思想,其中,亚里士多德对修辞人格的定义对后续的修辞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修辞观念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演变、分化和完善,坎贝尔在他的《修辞原理》中对“受众”这个修辞中重要的概念有了突破性的定义。坎贝尔认为,受众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双重特性。普遍性指的是受众具有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素质,如想象力、记忆力、情感能力等;[4] (P257) 特殊性指的是每一个受众都有其独特的特质,言说者在说服的时候要关注这些特殊的素质,并对自己的演说内容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这些受众的性格特点,从而达到最佳的话语效果。
 
  在当代西方,修辞无不支撑着生活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话语,大到政治选举的演说,小至生活中的日常交流,修辞不露声色地支持着一切形式的交流或宣传,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各行各业的精英之所以脱颖而出,正是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懂得利用修辞资源和修辞技巧,他们能最大化地取得理想的话语效果。
 
  三、有别于西方的中国修辞
 
  《易经·乾卦·文言》有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是中国最早关于“修辞”的言论。许慎的《说文解字》提到:“修,饰也。”“辞,讼 (说) 也。”修,即“修饰”,辞,即“语言、言辞”。[6]因此,中国很早就有关于“修辞”的记载,但是却没有建立起相关的理论体系,有修辞却没有修辞学。
 
  中国修辞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因政治游说的原因,基于辩说的修辞艺术辉煌一时,但是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一切基于游说的修辞活动。从此,中国修辞偏重书面语言的雕琢,即文辞的研究。直至南宋,才出现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修辞学专着《文则》,这才开启了中国修辞学的时代。现如今,在中国,人们提到修辞,多数人会理解成figures of speech,即修辞格,也就是利用修辞手段获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
 
  四、从中西方修辞差异看交际障碍
 
  修辞在西方社会的各种实践中无时不刻地发挥着作用。要想善于和西方人打交道,就要掌握西方修辞,要懂得如何在修辞上与西方人周旋。中西方修辞观念存在差异,这就使得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突破中国修辞观念的思维定式,从西方修辞的框架和纬度去解读话语,从而克服交际障碍。
 
  1.修辞人格VS修辞立其诚
 
  修辞人格 (ethos) 是西方修辞的一个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三种说服手段———诉诸修辞者人格、诉诸受众情感以及诉诸道理,其中,修辞人格是说服的支配性因素。修辞人格并非修辞者本身的真实人格,它是不同于修辞者个人人格的一种“构筑”。面对不同的修辞形势和目标受众,出于各种修辞目的,修辞者会努力塑造并投射出最适合当前话语劝说的人格,并且当这个人格与特定受众所期待的修辞者形象一致时,这才获得了最大的修辞效果。在坎贝尔看来,修辞人格是“身份/人格”的组合。修辞者在社会所获得的地位界别就是“身份”,如职业;“人格”指的是这个“身份”应当具有的品质。之所以“身份/人格”的组合会获得最具说服力的修辞人格,是因为每一个“身份”所具备的品质有着内在的权威性。[4] (P261) 当身份和人格相匹配时,如律师的身份与作为律师应该具备的公平正直的品质相配套时,修辞人格才有了最佳的效果,这样的修辞构筑足以在目标受众中赢得对说服有着至关重要性的信任感。与此同时,在西方的话语实践中,修辞者显赫的社会地位可以转化为高用途的修辞资源。说服受众的前提条件是要吸引受众对修辞者言辞的注意。一般情况下,修辞者需要花精力、时间甚至财力才会引起受众的关注。但如果修辞者的社会地位不一般,他的言论从一开始便可吸引到关注度。在说服的过程中,高地位的修辞者相较普通的修辞者更容易使受众信服。从西方修辞的角度看,这就是“感之以威信”,即修辞者的威望有助于赢得受众、实现说服。
 
  中国修辞自古有“修辞立其诚”的说法。所谓“修辞立其诚”,就是修辞者要诚实,修辞内容要符合事实。这跟中国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人讲究“言必信”、“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言辞的修饰离不开诚挚的内心,语言和道德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也说明,中国修辞从一开始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表达,而是修辞者、修辞内容和修辞过程中的道德。
 
  中西方修辞对“人格”这一概念的看法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中国人要明白在西方话语中,眼见的人格形象不一定就是修辞者本人的真实人格流露,更多情况下,它是修辞者为了赢得受众信任而投射出的一种修辞构筑。
 
 
  2.事实VS雄辩
 
  中国人常说“事实胜于雄辩”,这似乎成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普遍认定。然而在西方,人们不说Fact speaks louder than eloquence,西方修辞认为“事实”的确立离不开“雄辩”。
 
  在“事实胜于雄辩”这一说法流行的地方,事实和雄辩被看成是分别自成一体、互不关联的两码事,并且事实被理解成完全独立于话语和修辞之外的一种情况。[5] (P59) 西方修辞认为的“事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话语构筑。由于“事实”本身不会说话,因此只有当相关的“事实陈述”被普遍受众接受,相关事实才得以确立。[7] (P87) 换句话说,任何事实的确立都是有关它的某一表述被广泛接受的结果。[5] (P59) 西方话语中的“事实”实际上是factual claims (事实宣认) 或者factual representations (事实表述) ,它的确立离不开雄辩,依赖于雄辩。
 
  与中国修辞所认定的一成不变的“事实”不同,在西方话语中,修辞者会出于自己的利益或修辞目的而对“事实”进行策略化处理,会尽量规避、弱化不利于塑造自己修辞人格或者不利于达到修辞目的的“事实”,而强化突出有利于修辞者和修辞目的的正面“事实”。一旦这些“事实”由于雄辩的力量赢得受众的认可,我们方可说,事实得以确立并且实现了话语效果。然而,对于这样一种“事实宣认 (表述) ”或话语构筑,受众为何能信服?既然只是相关“事实”的陈述,要做到有说服力,除了修辞者本身所构筑的修辞人格、对“事实”的选择和修辞手段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雄辩艺术的“自我韬晦”,即一种努力不使人觉察到自己的运作和力量的倾向。[5] (P23)
 
  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修辞艺术不大肆宣扬自己的技巧而是尽可能地自我掩盖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修辞者的“自我贬抑” (self-deprecating) 反而有助于增加修辞的效力。人们反感那些高高在上、自大的言说者,而对于那些谦卑、努力的言说者带有自然而然的偏爱。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者应该“精心构筑话语而隐藏其匠心,听起来自然而不造作,惟有此,才有说服力,否则无法使受众动容”,这是因为如果遣词造句的造作明显可见,就如同对受众使了心机一般,必然引起受众的反感。[8]由此可见,在构筑事实的过程中,当修辞不被看成是修辞时才能最大程度地真正发挥话语效果。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时,我们要跳出中国人常说的“事实胜于雄辩”的思维定式,对西方话语的“事实”有正确的认识。
 
  3.顺应受众
 
  中国有常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句话将不同的说话对象分为“人”和“鬼”,根据不同说话对象所说的话语分为“人话”和“鬼话”。然而这并不是一句赞许的话,它要体现的价值判断是说话人要口径一致,不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话人不能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自己的风格或措辞,而是说话人要保证说话的底线,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说“人话”。“人话”指的是那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合情合理的话语。中国修辞要求话语与道德不可分割,强调言辞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是“人话”、顺乎其道德规范,不鼓励修辞者根据不同的受众调整话语,与西方修辞所提倡的“修辞者和受众的关系”有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修辞关系中,受众的地位不亚于修辞者。这是因为受众的态度、受众是否认同修辞者,是话语是否产生效力的关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言说者、话题和受众这三大言说要素中,受众是修辞目的所在。[4] (P55) 帕尔曼指出,受众是“说话者希望通过论辩加以影响的那些人”,[10] (P14) 也就是说,受众决定了说话者的话语行为。坎贝尔认为,受众除了具备人类共有的基本素质外,还具有特殊的特质,这就说明面对不同的受众,修辞者需要采取不同的说服手段和表达方式。修辞者出于不同的修辞目的,利用修辞资源和恰当的修辞手段,顺应受众,努力在受众中产生“认同”和“共鸣”,方可达到自己的话语效果。
 
  这样看来,修辞者似乎就只是根据受众的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言辞,然而这正是修辞发挥“自我韬晦”效力的表现。表面看来,修辞者必须针对不同的受众说不同的话,以此产生共鸣,带来认同,在修辞刚开始的时候,受众确实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修辞者所追求的受众的认同是为了更好地通过非暴力手段进行“施压”,即促使受众改变原来的想法或行为,按照修辞者的意图行事,这才是修辞的真正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除了修辞者的修辞技艺是否高超,受众的不同文化水平、原先的价值观念或者是理解领悟能力等都将是影响说服效果的因素。因此,修辞者对于自己能否说服受众、能赢得受众多大的认同其实是难以把握的,修辞者只有利用非强制的修辞手段尽可能地顺应和争取受众。
 
  中国修辞注重主流价值观,讲求话语和谐,道德伦理贯穿其中。中国修辞与为了顺应受众,对“事实”进行策略化处理并努力塑造公正、威望的修辞人格的西方修辞不同,这是我们在跨文化交际时应当要注意的。
 
  五、结语
 
  在中西方话语互动日益频繁的今天,针对中西方话语互动上存在的不对称现象,我们应该提高修辞意识,把握西方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框架,学会用修辞的意识和修辞的眼光来看待跨文化交际。合格的跨文化交际者应该懂得洞悉不同文化话语背后的动机,认清修辞者构筑的“事实”,从而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学会从西方修辞的视角、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中国的道理,懂得顺应受众的特点以及塑造恰当合适的修辞人格,使得目标受众按照我们的修辞意图行事,建立起有力的说服,从而在中西方话语交际中占领战略高地,扭转中西方话语互动的不平衡形势。
 
  参考文献
 
  [1]Dodd, Carley H. Dynam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6.
  [2]孙淑女, 桂清扬.中国外语界跨文化交际研究现状分析[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2) .
  [3]林大津, 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4]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5]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6]冯志英.论中西方修辞之比较[J].语文学刊, 2015, (5) .
  [7]Foss S. K. et. al.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M]. 3rd Ed. Illinois:Waveland Press Inc., 2002.
  [8]Kennedy, George A. Trans. On Rhetoric: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M]. New York:Oxford UP, 1991.
  [9]Perelman. Ch. The Realm of Rhetoric[M].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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